药酒的形成与发展（三）

注：接上文《药酒的形成与发展（二）》的内容

明代的医药学家在整理继承前人经验的同时，又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方。在明代医学书中，如朱啸天等编著的《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收载了大量的药酒配方，既有前人的传世经典之作，又有当代人的创新之举。仅《本草纲目》就辑录了各类药酒配方200余首，《普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配方达300余首。此外，如明代吴昆的《医方考》载药酒7种，吴旻的《扶寿精方》载药酒9种，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两书载药酒近40种。明代的民间作坊已有药酒出售，如薏仁酒、羊羔酒等。老百姓自饮自酿的酒中也有不少药酒，如端午节的菖蒲酒、中秋节的桂花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

至清代，药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创造出许多新的配方，如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等人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和项友清的《同寿录》等，均收载了不少明清时期新创制的一些药酒配方。清代药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较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空前兴旺发达。例如，清朝乾隆皇帝经常饮用之益寿药酒方“松龄太平春酒”，对老年人诸虚百损、关节酸痛、纳食少味、夜寐不实诸证均有治疗作用。“夜合枝酒”也是清宫御制的药酒，组方中除了夜合枝外，还有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细曲等，可治中风挛缩之证。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断，百业不兴，加之大肆扼杀中医，药酒也难逃厄运，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作为中医方剂之一的药酒，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制作经验，而且采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严格了卫生与质量标准，使药酒的生产逐步向标准化和工业化发展，药酒的质量也大大提高。医药学家还对许多传统中药名酒（如五加皮酒、十全大补酒、史国公药酒、龟龄集酒等）的功效、配方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临床验证，为药酒的应用和提高疗效提供了宝贵依据。同时，在中药药酒的文献整理、研究和不断开发药酒新品种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在文献整理研究中，近年来也有一些药酒专著出现，如许青峰的《治疗与保健药酒》辑药酒方首，孙文奇的《药酒验方选》载药酒方361首，李明哲的《药酒配方800例》，陈贵廷等的《百病中医药酒疗法》共载药酒1364首。此外，如《中国药典》等国家颁布的典籍中，亦对一些传统药酒的配方、制作工艺、质量与卫生要求等做了规定。以上均为中药药酒的开发研究、药酒的制作工艺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方便。在不断开发研制药酒的新品种和剂型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一是开发新品种，如根据清代宫廷配方研制的“清宫大补酒”，根据宋代名方配以绍兴名水酿成的饮料酒精研制而成的“十全大补酒”，根据古方研制的“金童常乐酒”“罗汉补酒”等多品种、高质量的药酒，不断涌向市场，有的药酒已进入千家万户、走出国门，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和患者的欢迎。二是药酒的制作工艺和剂型改革也正在朝着节约利用中药材，提高其有效成分的浸出和回收，以及方便使用、疗效显著的方向发展。例如近年来有报道认为，采用比《中国药典》规定含醇量高10%以上白酒(含醇量达60%左右）作为提取用溶液浸泡中药饮片，用量为处方全量的50%左右，即可减少杂质的浸出，而提高有效成分的浸出，并认为采取“浸渍—渗滤—洗涤—甩干”的新工艺方法，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药渣中的有用成分，并提高了药酒的收得率，减少了白酒用量，且能保证药酒的质量，从而改进了采用榨法榨取效果差的旧方法。此外，由于中药酒剂（酊）具有用量小（内服或外用）、药效迅速、有一定防腐性等优点，因而便于长期保管和使用。又有报道，可将丸剂改制为酒剂使用，如“藿香正气水”，原为宋代古方“藿香正气散”(煮散），早期改为“藿香正气丸”，现又将丸剂改制成酒剂。其次，国外目前也很重视中药酒剂的研究，如运用我国中药材大黄等制成的“大黄酒”，具有健脾和胃、宽肠消胀、行气活血等功效，可用于治疗胃脘胀满、大便秘结、少食纳呆及用于减肥等。

“酒”系谷类和曲酿造而成的流质，其气慄悍，质清，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其作用已如上述。而中药一般多系天然之品，毒性作用少。酒药结合配制的药酒，介于食药之间，有病可以医病，无病可以防病健身，古代即用药酒来预防瘟疫流行，如《备急千金要方》中说:“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药药酒的应用必将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