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酒的形成与发展（二）

注：接上文《药酒的形成与发展（一）》的内容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虽为农业专著，但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卷七还总结性论述了当时的制曲酿酒技术、经验及原理。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则记有桃仁酒、猪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病药酒。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提出“酒可行药势”，尤其是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论述较详，提出“凡渍药酒，皆经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数日，视其浓烈，便可滤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渣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并指出有71种药物(包括矿石类药物9种，植物类药物35种和动物类药物27种)不宜浸酒。这一时期对药酒的制法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风虚杂补酒煎”中共收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并对酒与药酒的毒性作用已有一定认识，针对当时一些人因嗜酒纵欲所引起的种种病症，研制了一些相应的解酒方剂。《千金翼方》还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要求，“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诸家酒方”一节中共收载了药酒11方。其中9方为用加药酿制法，同时对酿造的工艺也记述颇详。此外，《备急千金要方》中还记有用药酒治唐国寺僧允葱“癫疾失心”的验案。

宋元时期的药酒有了很大发展，药酒的种类和应用范围均有了明显的扩大。仅《太平圣惠方》中就设有药酒专节达6篇之多，连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济生方》等书中的药酒方，计有药酒方数百种，运用药酒治病的范围也已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种疾病，对于药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如《圣济总录》卷四认为“药酒长于宣通气血，扶助阳气，既可用于祛疾，又可以用其防病”；“兼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随，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在药酒的制法上，已开始对多种药物均采用隔水加热的“煮酒法”，这样可以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浸出率，增强药酒的功效。这一时期药酒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于补益强身的养生保健药酒渐多，有些药酒不但具有治病养生的特点，而且口味纯正，成了宫廷御酒。除了上述大型方书所记载的药酒外，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和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许国祯《御药院方》等书中也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