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医离不开历史的观察方法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天人合一是根本的指导观念。纵观中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医的理论是早熟的，核心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后世很难在根本理论上有所突破。在秦汉时期，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为代表，将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理法方药模式固定下来，形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根与干；两晋隋唐之后，虽然医家辈出，更突出的是在实践上的积累，和总结归类方法上的多样性，体现的更多是技巧性的东西，是基于根干发出的枝叶。中医学的发展是动态的，我们在学习时，一定要注意使用历史的观察方法。

经典理论即便是完备的，若没有每个时代的人解读，久之必然成为僵化毫无生气的玄谈。“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医学生命力的强大内在驱动力在于它是开放的，绝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在根本理念相对固定后，历代医家总能够因不同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无论从中医的继承还是发展的角度，都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找到历代中医学术发展的主线，并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云亦云，只有通过深入研究、理性思考，才能令自己及他人口服心服，建立起对中医学的信心来。

重视从古代历史中得到启发

整部《黄帝内经》中多是讲基本理论的，较少涉及到具体的治疗方法，所载的处方只有十三个，被称为“内经十三方”，相对方剂来说，对针灸的记载就很多了，其中的《灵枢》又被称为《针经》，《素问》中也有大量有关针灸的篇章，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交通还很不便利，又处于诸侯分治的阶段，那时的物流一定很不便利，东北的药物如何到达西南？故此时能够大范围内普及的只能是不太依赖交通工具的理念和针灸工具，《内经》中少药多针的现象便自然产生了。再看《内经》与《伤寒论》都十分注重对寒邪的强调，《素问·举痛论》中几乎整篇都在强调寒邪侵犯经络脏腑，《伤寒论》更是以“伤寒”开宗明义，联系秦汉时期的历史特点，如人口稀少、大城市多集中在北方中原一带，两汉又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时期，气温较现在低得多，史料记载汉献帝初平四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故寒邪是当时外感病的主要病因，当然会引起医家们的重视。温病学派补充了伤寒学说的不足，产生于明清时期，据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书中的数据，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人口大约在1.5~2亿左右，人口基数是汉代的3~6倍，人的数量增加意味着能源的消耗增加，尤其在人口密度很大的江南一带，是可以出现小热岛效应的，出现温热、湿热成为外感病主要病因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了。再从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角来看，两汉之前外感病较多，内伤病较少，有内伤七情饮食劳倦者，汤液醪醴可治之，这是因为远古时期人类尚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幼年阶段，人受天地的制约强于今；随着人文、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与天地相抗争的能力愈发强大，现在已经进入到人类发展的青年期，暴露出来的更多是自身内部的不调，所以在当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心理病、内分泌疾病等身心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就远远高于偏远地区，只要我们把人类发展史拉通纵观，并横向运用，理解并正确处理一些问题便不再困难。

重视文化思想史的影响

中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学科，与现代医学以生物、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为基础相对比，中医学更为看重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奠定中医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的著述者们根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氏，而只是假借了黄帝岐伯之名，这种做法在今天是绝少见到的，体现出了功成身退的老庄哲学思想，从这一点来看，《内经》的作者颇得道家思想的精要，自然会在书中体现出来，我们今天学习《内经》，若不懂得些老庄哲学，又岂能会心呢？西汉董仲舒勤勉非常，“三年不窥园”成为佳话，其学术思想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儒家成为正统，《春秋繁露》提到“人副天数”，在《内经》中也是有广泛渗透的，如唐代医家孙思邈所处时代，正是佛教的大弘时期，中国佛教经南朝梁武帝萧衍之提倡，形成了僧人吃素的传统，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孙思邈的用药，在其名篇《大医精诚》中就坦诚表明心迹，云：“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他如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是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影响；清代考据疑古之风大兴，才会有王清任《医林改错》的出现；最应引起思考的是近代西学东渐后，西方文化至今已全盘占据了中国人的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故当代中医的研究方向多是跟随西方自然科学的步伐，对中医的评价标准也多是西医化的，造成今天中医不振的情况当与满清主政后的思想钳制有历史渊源，设想一下，在一个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只能噤若寒蝉的背景下，怎会有学术的自由，僵化的思想怎能带来学术的新风？通过上述文化对中医学影响的大体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言，中医学是一定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复兴，中西医学之间必将面临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和较量，在矛盾中也一定存在很多沟通与契合，会形成“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复杂局面，这个复兴将通过漫长的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来到，其后的中国新医学，可能会出现中医领跑，西医跟跑，中医有艺术，西医有技术，既见森林，又有树木的崭新的医学新气象，最终中西医的概念将会淡化，正如西来之佛学，经宋儒几代人的努力汇入到新儒学，儒释道三家合流为一一样。

重视对历代医家个人生平的研究

每个人的学术思想都受其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社会地位、性格特点、个人遭遇等因素的影响。如张仲景长期担任长沙太守，可以在大规模疾疫流行时用行政命令推行其治法，所以很容易得到对爆发性流行病的全面认识，针对这部分流行病的经验而成颇有层次、理论系统性很强的《伤寒论》部分，而在日常小规模诊疗活动中获得的零散经验，便汇成了现在的《金匮要略》部分，其系统性就不是很严密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青年时专攻史学，因中年患痹，引发了学习针灸自我治疗的兴趣，后著成《针灸甲乙经》，成为一代针灸宗师；再如唐代药王孙思邈天资聪敏，少年即得“圣童”之名，一生淡泊名利，长期在民间行医，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临床经验，又善于对民间的单验方进行搜集整理，故其学术特点是善于汇通，活泼灵动，所作《千金方》《千金翼方》中有大量原创性的发明，与其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李东垣出身富豪之家，平素交往人群多养尊处优、膏粱厚味且饮食无度，所患疾病多与脾胃有关，故有《脾胃论》之出现；明代张景岳被称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是对其学术磅礴大气，系统严密最好的总结，常能借军事论医事，提出古方八阵、新方八阵之说，与其出身名门，又有长期的军旅生涯经历分不开的；清末大学者俞樾被称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因其学术、人格上的巨大影响，该观点也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被今天的中医所诟病，然而我们只要了解到俞樾从青年时期开始，家庭接连的变故，亲人相继的离去，自然会理解他这种说法的由来。

重视对个人历史的总结

大凡一个好的中医，多要在50岁之后才能有所成就，因除了理论学识上的积累，还要有一个漫长的实践体悟过程，是学中悟、悟中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个中艰辛不言而喻；然而学习中医在某种程度上说，又较现代医学简单的多，因每个人都具备自己身体这个最好的实验室，而甚少条件要求。中医的道理虽然摆在那里，然而若不经过自己的实践，很难把这些理论用活，医生自己没有深刻认识，就同于以盲领盲，如孟子所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不可得。虽然条件都具备，然而使用的要求却很高，首先是要细心，要善于对自己身体的变化进行观察，产生真切的体会，如《灵枢·口问》一篇谈睡眠与觉醒的机理为：“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若仅是言语上理解，就会认为失眠仅仅是阴虚了，当然临床上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阴虚失眠，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针刺百会或悬灸百会来解决，这是解决了阴阳通道门户转枢不利的问题，这种感觉，实际上每天我们在入睡前都会有，仅是留意与否的问题。再者，中医从来都有“三折肱而成良医”的认识，人到了一定年龄后，经过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阶段，各个人生阶段的身体变化，健康与亚健康、疾病的各种角色转变，细心的人就会注意与书中的理论做出对比，又随着个人家庭社会角色的不断转变，会对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疾病，更有一番切身的体会，比如做了父母，自然会对儿科病更留心，父母年龄大了，也当然会对老年病更加注意。“处处留心皆学问”，这样一生中，一边走一边学，一边思考一边实践，才能将理论内化，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对个人历史进行关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