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伤害医生，我们都可能是凶手

按：5月5日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刚刚退休的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一男子持刀重伤，伤人者随后坠落身亡。据广州日报报道，截至5月6日，陈仲伟仍在抢救中。医患纠纷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特刊发央视主持人、制片人白岩松2013年8月在“2013中国医院论坛”上的演讲。

前一段时间，我在美国跟朋友聊天，意外地发现我们对对方的国度都有很多误解，即便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

“其实在美国才是看病贵、看病难”

我的一位美国同行（中国人）告诉我，现在他每个月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已超过了1000美元。一个人1000美元，即便在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普通人支付不起。接下来，他说了一句玩笑话：“其实我们

在美国才是看病难、看病贵！”普通人已经难以承受这样一笔医疗开支，因而医疗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改革必然会成为奥巴马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

在我们想象中，像美国纽约这样的城市，孩子上小学似乎不需要考试，更不需要择校。又一位同行告诉我，他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已经参加了三四次考试，他甚至觉得孩子的尊严都受到了严重的侵扰

，最后还是没有考上。在我离开的头一天，这位同行带着孩子搬家了，搬到一个所谓的学区房里，争取能上这个小学。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格外喜欢为医生说话？”

我为什么要以此作为开场白呢？无论医疗还是教育，都是一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之一。而且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真正对医疗和教育满意的人都少之又少。偶尔有些国家做得好，立即就会成为他们最大的骄傲。就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拿出很大的篇幅来反映他们的公共医疗体系。他们认为，就像他们的流行音乐、工业革命一样，公共医疗体系也是值得他们骄傲的地方。

今天我要讲的是医疗的社会价值，这是个不应该讨论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了“德”字：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格外喜欢为医生说话？”我想告诉他们，首先医疗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中国的古人用四个字概括了人的一生，叫“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哪一个环节跟医生没有关系？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如果更多人的生老病死与医生紧密相关的话，说明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是足够高的。

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艰辛的努力，人类的文明是传承不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的人均期望寿命又怎么能从三四十岁上升到七八十岁呢？在文明不断演进的背后，是医学的进步和医生的付出。

记得曾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患者杀死医生事件后，网上的调查居然显示有超过80%的声音是幸灾乐祸，替犯罪嫌疑人鼓掌。当天晚上，我做了一期节目，题目是我取的，叫做《我们都有可能是凶手》。

当我们已经不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时，我们不就是帮凶吗？更加让人忧虑的是，当全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对医院、医生的逆反心理，甚至站在对立面的时候，最终受害的就不仅仅是医生，而是每一位未来的患者。不清楚这一点，我们既有可能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新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我曾经的政协提案内容，就是希望国家能设立一个医生日。实际上，从设立教师节之后，1985年国务院已经下发通知，原则上不再设立针对某一职业的节日。但问题是，医疗关系到社会的安全和公平，以及信心的价值。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医生日，呼唤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同时也形成这个职业的一种自重和约束。医疗的另外三个重要价值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医疗的另外三个重要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和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的人比较少，尤其是后两点，我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第一，医疗的常识普及价值非常重要。

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吧。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我作为前卫生部的健康知识宣传员，最大的体会就是健康常识极其重要。还记得那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为我颁发健康知识宣传员聘书时，我们谈到了“大医治未病”的理念。不能说等到有病了，才想到上医院看病；要是治不好，就唯医院是问。我们应该想办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或者得病迅速被治愈不转成慢病。这才是我们卫生行政部门的第一使命。这样做将为我们这个社会节约很多资源，也卸去了很多原本就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与普及是每位医生的职责，也是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事情。前年，我觉得自己血压有点高，一检查果然是到了吃药的临界点了。我问医生：“是不是现在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是的。”我说：“我知道自己可能在生活方式上有一些问题。您给我两个月时间，看我能不能改善。”

于是，我开始走路，到今年开始跑步，血压一直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血脂等指标也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没有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说，相当多的亚健康状态在向器质性病变方向转变的过程中，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行为干预而逆转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传播相关的健康常识就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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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怎么“管住嘴”？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人说：“给你一个指标吧：如果吃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觉得饿了，说明你上一顿饭吃得合适，不多不少。”现在很多慢性病都是营养过剩造成的，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营养。另一方面，“迈开腿”就是说要运动，而运动是一个社会的综合体系，同样需要通过我们的医疗系统呼吁全社会给予重视。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长跑，但我从没去过。我知道在那儿跑步很好，但我要到那儿跑，付出的时间成本是难以承受的。北京奥运会已经顺利闭幕5周年，但我们身边的体育运动设施依然不够。由于应试教育的压力，青少年的体育课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行动起来。如果医生不愿意投身于“治未病”的行动中，就只能坐在诊室里看着每天上午的挂号数由30个变成40个，甚至变成七八十、上百个，直到你不堪重负。而且，越来越多的患者抱怨你不跟他多说几句话，而你却越来越没有时间跟他多说一句话。

作为医生，你们有责任传递更多的医学常识。同样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应该思考如何动员更多的力量来“治未病”，普及常识，改变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如果任其发展，我们的糖尿病患病率会不会名列世界前茅？高血压患者数量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肥胖状态会不会直追美国？患者有病，我们帮他治好了，当然很有成就感。但如果能让更多人晚得病、不得病、得小病，或是得了病快速被治好，不发展成慢病，就更是功德无量。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一功德无量的事业。

当然，这一事业也不是你们想做就马上可以做好，有很多评价体系也要随之改变。现在，很多医生更愿意去写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因为这跟职称、晋升紧密相关。而你就算是写了上百篇1000字左右、

对老百姓健康有着巨大作用的科普文章，也不会对你的职称有任何帮助。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做好科普有时候比做好一篇科研论文更难。

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再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懂得这些的人才真是少之又少。我永远对那些付出很多努力做科普的专家表示感谢，也希望有更多的医生能够离开诊室3小时做科普，因为这可能会减少未来每天30分钟的门诊量。

第二，医疗的社会抚慰价值。

长期以来，整个医疗行业重生理，轻心理。而很多患者来看病，生理症状只是表象，藏得更深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治好了标，但本的因素一直都在，没有得到很好的干预，治疗便一次又一次成为无用功。

其次，在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国度里，医疗体系本就应该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扮演精神抚慰者的角色。这一点长期被我们忽略，虽然有相当多的医生凭着内心的热度默默在做，但很少有人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梳理它。

宗教最初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无法面对死亡，以及对死亡有着巨大的恐惧紧密相关。就算是一个健康人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医生哪怕是一句话，都会让他紧张很久，直到结果出来显示没问题，这一身汗才算是退了下去。有人说三句话就可以让患者从小病变成中病，中病变成大病，大病直接到死亡。第一句是“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是“真没什么办法了”，第三句是“自个儿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有人问季羡林，主义跟宗教哪个先消失？季老很客气，但又很坚持他的看法。他说只要人掌握不了死亡，恐怕还是主义先消亡，但有可能只早一天。谁在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没有一种巨大的精神需求呢？现在，我们都在谈论过度治疗的问题。在西方一些医院，当医生清晰地判断出，这是一位晚期病人，再过度治疗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时，他开出的最后一个药方就是帮病人请一位牧师，实施最后一步治疗，那就是心理抚慰和干预。

当然也有人反问：“你用什么来抚慰医生的内心呢？”当医生要戴钢盔、练武术的时候，当医生的每一个诊台上都要装监视器的时候，当医生看到有异动就要往楼道里跑的时候，他还怎么去照料别人？

当众多责备集中到医生身上时，谁又来抚慰他们？

很多人说，世风日下，中国人道德滑坡。不，我认为人性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中国人人性不会比100年前的中国人差多少，也不会比100年后的中国人好多少。问题在于，人性中有很好的东西，也有很不好的东西，就看环境激活了什么。如果环境激活了向善的东西，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正能量，形成自我约束，每个人展现的都是有道德感的一面。但如果环境激活的是人们内心糟糕的那些东西，结果只能是乱象丛生。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激活了“恶”，而不是单纯地谴责某一个人很恶。大街上，老人跌倒了，竟然没人敢上前扶起来。如果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已经覆盖到了每一位老人，你再看看老人跌倒之后，还有没有人讹诈或被讹诈。中国的老人最怕给子女添麻烦。当他跌倒后，马上意识到“坏了，要做手术，要花两三万块钱”。这时，他的思维全乱了，任何伸向他的一只手都会被当成慌乱中的一根救命稻草。

20多年前，中国的马路上要是有两辆汽车撞上了，两位司机肯定会下车打成一团。为什么？打输打赢决定了如何赔偿。但现在，你看看事故现场还有多少人打架。甚至相当多的场面都很温馨，大家停到一边，相互递一根烟，聊上几句，把保险号一抄就“拜拜”了。有了车险，人们就不再用打架来决定利益与赔付，中国人在撞车之后的文明程度已经跟世界接轨了。为什么我们的道德突然间高尚了？是制度带来的。

同样，如果要抚慰医生的内心，就必须通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给医生真正的安全感，让他不必在制度的“督促”下成为千夫所指的恶人。如果一位优秀的麻醉师可以享受到作为一个中高端阶层的人应该享受的利益，他一定会清正廉洁。我认为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无辜的。我们必须促成一种巨大的沟通和理解，才能使医生的内心得到抚慰。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后，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几位医生谈起医生现在的处境，一个个都泪眼婆娑，话都说不下去了。如果一个社会掌管着所有人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害怕、想要逃避，受害者还会是我们。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100%的正确。我相信当一位医生没有生存的压力，没有医患关系的压力时，他会对每位患者都负责任。什么叫做负责任？在患者有50%的可能活下去，也有50%的可能死亡的情况下，他会愿意冒险一试，让那50%的可能变成100%。但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有能力冒险的医生也会选择不冒险。

还有另一个社会抚慰系统，就是对患者的抚慰。在做“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节目的时候，我们报道了很多优秀的医生。除了医术精湛，他们的伟大还来自于内心的润泽，使他们的每位患者都如沐春风。一位老医生在行医过程中，总是先把听诊器焐热了，然后才放在患者的身上，因为他不想让患者感受到那个铁家伙的凉。就这么一个小动作，让我当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热泪盈眶。

相当多的医患矛盾，就在于原本焦虑和担心的患者到了医院，在陌生的环境中找不到帮助，于是火越来越大，最后出现冲突。这中间没有社会抚慰的润滑作用。台湾很多医院的门诊大厅都有志愿者值班，他们扮演的就是“润滑剂”的角色。当时我走进一家医院，志愿者马上就过来问我：“您哪不舒服？”当我告诉他是外科病后，他就领着我去外科，并告诉我收费在哪、划价在哪，有问题随时找“黄马甲”之类。他们不是医院的人，不增加医院的成本，每周只需工作一两个半天，却能很好地使患者的情绪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就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我特别希望将来这种社会组织能快速成长。医疗绝不是让医疗系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医疗也需要跟社会合作。最后要说的是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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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要面对很多亘古不变的问题，比如生老病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又有很多新问题，带来很多新挑战，同样需要医学去面对。日本福岛灾难就是一次复合式灾难。过去有过地震，有过海啸，也有过核泄漏，但这一场地震把地震、海啸、核泄漏全部捆绑起来，造成了人类第一次面对的复合式灾难。面对这样的灾难，医学界该如何迎接挑战？

还有老龄化的问题。到2013年年底，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将达到两亿。从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依然不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将近14亿人口中，两亿老年人，青壮年依然很多。像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25%。我们的问题在于“两亿”这个总数。而且，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从一亿到两亿的过程很漫长，但从两亿到3亿的进程将会明显提速。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我们现在的残障人士超过了8000万，而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这个行列。他们需要轮椅了，耳朵听不见了，视力也降低了，那我们的康复跟得上吗？我们的医疗资源够用吗？现在，中国的老年福利院只有300多万张床位，跟实际需要相比，1/50都不到。将来，谁来给我们养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很多问题都在积聚、爆发。我们都希望将来，中国人都能喝到洁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呼吸新鲜的空气。大家有没有想过，这3个希望背后都是对医疗的挑战？比如肺癌的增长，难道跟空气污染没有关系吗？水被严重污染，很多地方重金属渗入地下水，又会给医疗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说，社会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医疗。医疗不仅仅是医生守在诊室里等着有人得病来治疗，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综合体系。对这个体系而言，改革是一个层面，理解是另一个层面。全社会如何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让医疗在挑战愈发明显的社会里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是我们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今天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作为业外人士，我不觉得我有资格跟这么多医疗界人士来谈论医疗；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在未来的医疗专业会议中，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参与，进而帮助他们认识医疗、了解医疗，最后形成全社会对医疗的一种支持。因为在我看来，支持医疗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我想，我们都会是支持医疗行动的最终受益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全过程。拜托各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