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基金保障中医药“一带一路”走更远

用供给侧改革思维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记者：您如何理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您最关心哪些问题，今年带来了哪些提案？

于文明：我很高兴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16年要重点做好的八方面工作的第七条“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中提出，要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并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同时，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广泛开展中医药等领域合作也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十三五”规划如何体现落实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供给侧改革思路推动医改，如何保障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落实，如何推动中医药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推进深化医改，建设健康中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随着政府供给侧结构调整，中医药以其特色优势和五种资源的特殊地位作用，在基本医疗和非基本医疗里都能进一步发挥作用，找到许多新的发展机会。

中医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提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促进全球卫生事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有利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落实。

我今年带来了《关于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的建议》、《关于加强供给侧改革，发挥中医药优势，助力深化医改的建议》、《加快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机制》等提案。

中医药走出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记者：中医药系统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您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话题。您认为当前推动中医药服务走出去正面临怎样的新形势、新机遇？

于文明：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受到来自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强烈需求和关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中医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不仅维护着中国人民的健康，现在也正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尤其在当今临床治疗慢性疾病和急性传染病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如艾滋病、疟疾和新发传染病SARS、甲流、埃博拉等。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李克强总理在对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贺信中指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在国际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已支持在海外建设了10个中医药中心，签署了86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在14个已签署的中外自贸协定中，大部分包含中医药内容。特别是屠呦呦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中医药已经频繁纳入中外首脑会谈议题，成为中国对外谈判的重要筹码。中医药已成为重要的外交资源和人文健康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相继见证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等若干个中医药领域合作协议。各国政要纷纷提出加强中医药领域合作，中医药在国际社会的合作需求日益提升，中医药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在国内，随着医改不断推向纵深，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能力在提高，老百姓的需求在提高，中医药对经济社会及医疗保健贡献率也不断提高，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年是“十三五”起步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我们中医药人要站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健康服务中去，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相关要求。

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专项基金

记者：去年您呼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五种资源优势，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许多已经得到落实。您今年又在提案中进一步提出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基金的出发点是什么？基金设立后如何管理运行？

于文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财政部于2015年设立2000万的中医药国际专项，为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也明确了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的5项保障措施和3项组织实施措施。

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中医药国际专项经费数额较小，财政投入掣肘因素多，且只能用于中方执行单位的内部能力提升，不能支持中医药机构“走出去”建设中医药中心。经费保障机制的缺失，极大限制了中医药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服务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严重制约了中医药服务国家战略、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与中医药在国际社会发展面临的强烈需求不适应，与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战略发挥作用的期望与要求不匹配，与中医药参与对外谈判保护国家利益的要求不适应。

有鉴于此，建议充分借鉴孔子学院文化项目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专项基金，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中医药合作提供交流合作机制保障，参与助力并支持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一是在项目管理模式上，可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官产学研联办”，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家指导委员会，打造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二是在行动计划上，可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和任务、《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落实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三是在内外统筹上，支持在国内建设一批交流合作基地，支持在国外建设一批中医药体验示范中心，推动中医药机构沿“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服务国家战略，夯实“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医药海外发展。

把基层变成人才政策“高地”

记者：从提案看，您今年还关注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您是如何考虑的？

于文明：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薄弱，是深化医改、推进中医分级诊疗的最大障碍。基层服务能力弱，其表面原因是“缺人”，但究其实质是“缺政策”。据统计，仅2014年高等中医药类专业毕业生人数就达17.1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毕业生（临床）近3万人，近3年高等中医药类专业毕业生达47.6万人，中医类专业毕业生（临床）约10万人。只要政策到位，培养的中医药人才其实完全能够满足基层的需求。基层缺人是“伪命题”，缺人问题不在于人才培养环节，而是人才引进使用环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用现在中央供给侧改革政策理论解释就是“政府政策洼地”造成的，我们应该真正把握中央供给侧改革思维，把基层从“政策洼地”变为“政策高地”，保障基层能进人，能长期留住人。

为此，我在提案中建议加快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基层中医药人才保障制度，形成部门联动，通过财政政策、社保政策、人才政策等，提高基层中医药人员待遇，吸引中医药人才到基层服务，稳定基层中医药队伍；探索政府购买基层中医药服务，充实基层中医药人员。设立国家财政专项经费，购买保障基层人才。通过补齐政府政策机制和财政投入的短板，解决基层中医人才短缺问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将按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精神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相关要求，加强全科医生人才、基层中医药人才以及民族医药、中西医结合等各类专业技能人才培养。开展临床类别医师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建立吸引、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的保障和长效激励机制。在“十三五”规划中实施相关工程和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