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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百病不愁
北京市三环路附近的一处外地人口聚居的城中村。本报记者张 丹摄 |
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间隔近,让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终于可以回家团圆。然而,还有不少人不得不留在他们谋生的城市。数据显示,随着我国城镇化加快,全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针对流动人口的优惠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在流入地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依然较低。
“攒病”回老家
——医保异地即时报销、足额报销还很遥远
切砖、吊线、铺沙子、浇水泥……当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工地见到刘俊生时,身上沾满泥浆的他正在熟练地干着手头的活儿。
27岁的刘俊生是一名瓦工,从安徽省阜阳市某县来到北京打工已5年了。
谈到看病就医,刘俊生无奈地摆摆手说:“像我和工友这样的情况,在北京提到看病就害怕。之前有个工友发烧拉肚子,到医院看一次七八百元就没了,后来,我们再有个头疼脑热都不敢去医院了,去药店买点药就抗过去了,或者去附近的小诊所。”
刘俊生和工友们住在朝阳区双桥附近的农民工宿舍。他告诉记者,老家有2个孩子要养,来北京打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给家里,所以自己尽量省着花。一年干活10个月,每月5000元左右,除去每月必须的600元~700元的花销,一年能攒下4万多元。
5年里,刘俊生生病最严重的一次,是去年查出胆囊结石,不过,他却一直挨到回老家,才住院、动手术。“一进医院,没个几千元出不来,我让媳妇在老家帮我问了,在北京手术回家能报销的比例太少了,还可能因盖章不全、单据不全报不了销。一咬牙,我就扛到回家再治。”他说。
刘俊生说,像他这样的农民工都是跟着劳务队伍走,包工头谈了项目,他们就跟着去。所以他在北京没有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医保。虽然在老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如果医疗费用发生在北京,门诊不能报销,住院只能报销20%左右。
据记者了解,虽然我国基本医保已经覆盖了95%以上人口,看病报销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按照“十二五”医改规划,到2015年我国将实现省内异地就医即时报销,初步实现跨省就医即时报销。但是,在我国流动人口大军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达67.2%,对于难免要异地就医的流动人员来说,想实现即时报销、足额报销并非易事,现实的情况是:他们虽然有医保,却很难享受实惠,即便是经济条件尚好的异地安置老人也是如此。
户口在辽宁省抚顺市的高大爷,在老伴去世后随儿子住在北京,因为查出肺癌每隔20天要进行一次化疗,每次3万元左右。在北京治疗回老家报销,每次医保仅报销五六千元。
高大爷的儿子说,也想过让父亲回老家治疗,但是老家没有人能照顾父亲,他如果丢了工作,父亲后续的治疗费用就更没着落了。因此,只能把医疗费用单据寄回老家,请亲戚代报,什么时候能拿到报销款不好说。据了解,在高大爷第六次住院治疗时,第一次治疗的医药费才刚刚报销下来。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其中近半患有慢性病。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父母随子女迁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医保异地报销已成为最大的难题。因为异地报销难,有的老人不得不放弃报销权益,有的则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被迫留在老家当起了空巢老人。
半年三次人流
——生理虽然发育成熟,但缺乏起码的健康教育
由于无知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从重庆市农村来北京市打工的春燕(化名)可能永远不能做妈妈了。
2014年年初,19岁的春燕初到北京,在一家小饭馆里当服务员。当时,她觉得自己无依无靠,特别孤单寂寞,有时晚上会一个人掉眼泪。随后,一个和她在同一家饭馆打工的小伙子对春燕非常热情,经常嘘寒问暖。没过多久,小伙子便向春燕提出了性要求,用春燕自己的话说,她怕失去小伙子,半推半就地同意了。两人的日子还算甜蜜,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生殖健康知识,春燕很快就怀孕了。小伙子带着春燕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术后,春燕担心请假会丢了工作,休息了半天就回饭馆上班了。可是,没过多久春燕又一次怀孕了,短短半年时间,春燕做了3次人流手术。
今年6月,春燕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小伙子又把她送到了那家私人诊所,诊所医生说,这种情况他们处理不了了。
无奈之下,两人来到一家正规医院。医生诊断春燕是宫外孕,有大出血的可能。虽然春燕最终脱离了险情,但却被告知,她的子宫壁已经被刮得很薄,今后可能做不了妈妈了。
为春燕诊治的李医生告诉记者,春燕根本不知道人工流产手术的危害。这次的教训让两个年轻人彻底傻眼了。
“这些外来务工青年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获取性知识的正规渠道有限。”中国人口宣教中心“青苹果之家”专家组成员温方对记者说,很多像春燕一样的农村姑娘,生理虽然已经发育成熟,但是由于缺少最起码的生殖健康知识,他们面临诸如婚前怀孕、性传播疾病感染和人工流产等多重生殖健康风险。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推算,我国目前未婚青年农民工规模大约为3652万人。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健康调查数据显示,有过婚前性行为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比例高达41.8%,36.3%的未婚青年农民工未曾在学校接受过生殖健康教育,这个比例比流入地未婚青年群体高16.2%;43.5%的人不知道紧急避孕,比流入地未婚青年群体高12.8%;29%的人认为婚检没有必要,比流入地未婚青年群体高11.5%;正确知晓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比例仅为54%,比流入地未婚青年群体低16.5%。
女性未婚青年农民工面临更大的生殖健康风险。比如,仅有52.4%的女性知道如何紧急避孕,比男性低7.7%。女性还往往在婚前怀孕和婚前生育中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并且难以享受政策范围内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
“我不属于这里”
——不满足挣钱回家盖房,他们渴望融入城市
老家在甘肃省的宋强夫妇2012年来到天津市,在天津大学里做起了复印、打印的生意。眼看着儿子到了上初中的年龄,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两口子商量,就算再辛苦,也要把孩子接到天津上学,“在父母身边总是好的”。
让宋强没想到的是,他们千辛万苦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原来听话懂事的儿子却上到初二就开始厌学、逃学,到现在怎么说也不回学校上学了,性格也越来越孤僻。
在朋友的建议下,宋强连哄带骗地把儿子带到医院的心理科咨询。在医生面前,儿子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孤独、寂寞、被同学排斥,有一种被他人看不起的感觉,再努力也交不到朋友。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孤独感、寂寞感,正在困扰着大量随父母流动、异地求学的流动儿童。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专家组成员、心理咨询师李晓云告诉记者,流动儿童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由于父母忙碌打工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与情感支持等,都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有的孩子寻求物质满足,有的孩子呈现任性、冷漠、孤独等性格特征,严重的还会成为伤害他人的“问题少年”。
除了正在读书的流动儿童外,青年的进城务工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李晓云说,这些青年与父辈不同,对农村、土地不是那么熟悉,不再满足于城里挣钱回家盖房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然而,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工作只能换得微薄的薪水,还有城里人的冷眼,医疗教育等领域的不公……一些新生代农民甚至因此产生了心理危机,适应困难、焦虑、自卑、人际交往困难等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表示,心理的不平衡、归属感的缺乏,会影响一些流动人员在行为上的选择,甚至导致他们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我国一些城市在统计违法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时常常会发现,流动人口的犯罪率相对高,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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