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医必辨

自序

余虽稍知医道，实儒生也。儒者佩圣门之训，一言必慎，敢好辨哉!虽然，医不至于杀人，不辨可也；医杀人而予不知，不辨可也；杀人在一时，而不至流毒后世，即不辨犹可也。奈今之医者，并不知医，惟知求利，草菅人命，恬不为怪；即或稍有涉猎，而偏之为害，更甚他医。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

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洁古为东垣之师，想因道传高第，未另立书。下此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无如今之医者，皆知有《景岳全书》，而未究全书，止得其一、二温补方，遂奉为家传秘法，以致戕人性命，甚且自戕。其后起者，因而不改。余家后人，设不知明辨，安知不亦害人而自害哉!至于吴又可《温疫论》，本不成书，稍有知识，何至受害?无如竟有无知者，以为独得之奇，杀人无数；且更传徒，互相标榜，其害更甚于偏主景岳者。《内经》垂训∶无实实，无虚虚，无遗人祸殃。此其祸殃为何如?若不急急明辨之，于圣门慎言之训则得矣，而何以遂吾济世之初心，且何以正吾后人之学术哉?然则，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时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如眉老人自序于含饴堂

再自序

有友来予斋，见《知医必辨》，遍阅之，而以为明白晓畅，有益于人，力劝其再增十数篇，之?今予所作，不过为教训后人而设，意求清醒，明白若话，使子若孙一览而知而已!若以付梓，则文多鄙俚，贻笑方家。此不可者一也。论中语多伤时，庸工所忌。设使若辈见予论，而幡然改悔，则不独有济于世，而先有益于医；无如今之人，刚愎者多，虚心者少，徒增怨毒而已!此不可者二也。且既付梓，难免流传他方，他方之医，未必尽善，而其习气未必如吾乡，见吾书者，或以为异，谓吾处并无如此戕人者，要此何用?或且菲薄润色，医理不通，予为此邦之人，亦复何光耶?此不可者三也。且今不通之辈，不讲医而讲术，呼朋引类，互相标榜，杀人而不动心。我生之初，所见老辈，并无此恶习也。此嘉言先生所谓生民之扼运，乃致医道中叠生鬼蜮耳!过此以往，或扼运已终，若辈将尽，后起者能真讲歧黄，不蹈恶习，吾书又安所用之?此不可者四也。友曰∶听子之言，反复辨论，皆有至理，竟以不付梓为是，然子之好辨殊难辞也。予笑应之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时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春正月再序于含饴堂之秋水轩时年七十有八

合论诸书之得失以示初学之从违(四条)

内经》，即古三坟之书也。书之古，无有古于《内经》者，或疑有后人粉饰，未尝无因。盖古书不独无今之刻本，且无笔无纸，不过韦编竹简刻划而成，其成书甚难，其传书必不多。列国时，惟楚左史倚相得而读之，聪明颖悟，岂无他人?奈书不易得，故读者甚少也。其时秦多良医，如和如缓，岂有未读《灵》、《素》者?则秦必有之，始皇焚书，而不焚医书，故《内经》尚存，惟是代远年湮，必多残缺。韦编之绝，圣人之学《易》且然，而谓《内经》之竹简，能久而完全乎?秦之后，楚汉分争，谁复能修理《内经》者?迨文景之世，汉已治平，大儒辈出，必取《内经》修明之。今阅全书，颇有汉文气味，必非歧黄之原文。然如《素问》所言五运六气，宏深奥妙，《灵枢》所言经络穴道，缕析条分，实秘笈之灵文，非神灵其孰能知之?今学医者，不必读尽全书，如歧黄问答，尽可删去，只取其切要之句，牢牢记之，临症引经施治，自然有靠。吾故曰∶庵之《类纂》、士材之《知要》，足以致用也。

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时在后汉，已有蒙恬之笔、蔡侯之纸，无庸刻竹，成书较易。

然其时蔡纸不多，尚有缣帛，三都赋成，洛阳纸贵，虽汉阳太守，成书一部，已属非易。不同今日之刻本，但得一部，即化为千百部而无难也。故其书十六卷，至晋时已亡其《卒病》六卷，至今莫之能见。然即观十卷中之一百十三方，攻补寒热，无所不备，已应用不穷。后世方书，盈千累万，不能出其范围。学人能于仲景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医书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书，始于唐王焘《外台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时宜，如茯苓饮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

医书之不能无疑者，莫如扁鹊之《难经》。扁鹊，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为卢，故又曰卢医。《史记》称其遇长桑君，授以禁方，饮上池水，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在晋视赵简子，在虢视虢太子，在齐视桓侯，皆一望而知。在赵贵妇人为带下医，在周爱老人为耳目痹医，在秦爱小儿为小儿医。传记甚详，并未言有《难经》传世。

至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惟本《内经》，亦未尝用《难经》。谓为扁鹊之书，殊可疑也。

且有可疑者，病机千变万化，而《难经》止八十一难，何能包括?且其一难至二十一难，皆言脉；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论经络流注、奇经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难至四十三难，言荣卫三焦脏腑肠胃；四十四、五难，言七冲门；四十六、七难，言老幼寤寐、气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见阴阳之走会；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言脉候病态，伤寒杂病之别，继以望闻问切而能事毕矣；六十二难至八十一难，皆言脏腑荣用针补泻之法。然则其有益于方脉者，止六十一难耳，何足以尽病情乎?且其论大率本乎《内经》，既有《内经》之详，何取《难经》之略?其中亦有与《内经》不合者，人将从《内经》乎?抑从《难经》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难论七冲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而先之以唇为飞门，齿为户门，此二门有何意味?似乎凑数而已!三十五难以小肠为赤肠，大肠为白肠，胆为青肠，胃为黄肠，膀胱为黑肠，以五色为五肠，有非肠而以为肠者，似乎新奇，而实无用。扁鹊神医，似不应有此凑数之文与无用之论。考汉晋六朝以前，无称越人着《难经》者，至《隋唐书·经籍·艺文志》，始有《难经》，其真扁鹊之书耶?抑后人之假托耶?好在其书无几，一览无余。学人究以《内经》为主，《难经》则参看而节取之，亦无不可也。

学医之道，神圣之书，不可不读，后世之书，不必多看。唐许嗣宗医理甚精，而不肯着书，谓医者意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好着书者，虽有切当，不过窃神圣之经而敷衍，其别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脉经》，自以为仲景之徒矣，而后人之批驳者不少。

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间刘、张、朱、李为四大家。以刘为首，其《原病式》果有发挥，不可不看，然偏于用凉，不能辞也。张氏无书。朱则偏于养阴。李则偏于温补。东垣《脾胃论》，实有至理。其补中益气汤，实开千古不传之秘，应用无穷。惟其论病，无论何症，皆附会为脾胃之故，人之五脏六腑，岂无自病其经者?且尽如其论，丹溪养阴之书可废，乃今人之阴亏者十有六七，补土克水，岂尽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当有分，脾为阴土，宜于香燥，胃为阳土，宜于清通，其性不同，治当有别，浑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则四大家之书，尚难尽信，何况下此者乎!四大家书，惟河间鲜有传其道者，殆用凉太过，难于获效乎!刘完素医道虽高，未免有术，如自称尝梦二道士，饮似仙酒，醒时犹有酒味，从此医理精通。

此不过欲仿扁鹊遇长桑君故事，自炫以动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伤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张洁古救之，何仙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见行道而兼行术矣。洁古作药注，草稿始立，未及成书，言论往往见于《难经》，而其道则东垣传之。丹溪则有高弟戴元礼克传其道，明太祖服其药。称为仁义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无不治，足见师传之有法。惟后人假其名，而着《证治要诀》，其书太简亦太浅，若辈只知假名获利，而不知反为名家之累也。

东垣传徒甚多，王海藏、罗谦甫其尤着者也。厥后薛立斋独宗之。薛氏着书最多，如《十六种》，如《薛氏医案》，大旨以温补脾胃为主。张景岳最重薛氏，其偏于温补所自来也。吾尝阅《薛氏医案》，其书不止盈尺，其症几于千万，一男子，一妇人，一小儿，一页可纪数症，言之不详，徒令阅者繁多难记。此真薛氏所诊者耶?抑薛氏悬拟者耶?自予见喻西昌《寓意草》，乃叹此真足称为医案，其议论详明透彻，真足益人神智。虽王肯堂《证治准绳》，论颇持正，医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医案置之不论也。若夫《冯氏锦囊》，乃三折肱于医道者，其书平正通达，先幼科，后方脉，且有至理，妇科、外科，无所不备，即痘科亦讲求精切，非今之幼科徒知用大黄凉药者，所能望见。予尝救痘症数人，得力于《锦囊》也。喻氏而外，冯氏最善，其书不可不看。

他如士材之书《医宗必读》，虽名不及四大家，而其书颇有益于医道，亦不可不看。再如《东医宝鉴》，虽外夷之书，而内景、外形，本乎《内经》，足备参考。其症治分门别类，甚属详明。如邪祟一门，有中国所不及载者。方虽繁杂，听人择取，适可临症备查，亦不可不看。总之，医书汗牛充栋，何能尽阅?即吾家医书不少，初学亦难尽阅。然果能于吾诸论所引之书，遍观而尽识，已胜于时下之空空，可以出而济世矣。

至书有徒美其名而不足济者，如生生子《赤水元珠》，似多元妙，其实人云亦云，平平无奇。其书盈尺，等于《锦囊》，以工夫看此，不如看冯氏矣。如《石室秘录》，冒陈眉公之名，假托乩方，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仲景、华佗，纷来踏至，日日到坛，有是理乎?其方皆袭成方，而重其分量，一方用之数斤，以为奇异，以为仙方，有是理乎?虽其治法间有可取，而其方何可用乎?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之谓矣。

是故予所立论，何能明医道之十一，但前人往往有欺人者，予一生不受人欺，不得不明辨之，以示我后人，故特立篇名曰《知医必辨》。

论读医书之难

甚哉!读书之难，无过于医书矣。我辈学文，必先读书，所读不外于十三经。其书皆圣贤删定，无敢改易，即后贤注释，间有不同，不至过于差谬，况有钦定十三经注疏，果能诵习，即是通人，虽外有诸子，不过以供博雅，不能惑乱所宗主也。乃若医者，自神农时先师祖僦贷季造《上经》，今仅存七十字，喻西昌虽注释之，已不足用矣，自当以轩歧《内经》为宗主。其书精深奥妙，非圣贤不能创作，后学本难领会。唐王太仆，讳冰，号启元子，始有撰注，加以宋高保衡、林亿辈补注。学人从此究心，临症时引经断症，可以无误。乃自成无己另为注释，从此注《内经》者又增十数家，勉强增易，其意不过攀龙附骥，借此传名，其实未必善于王注，徒令后学无所适从。

至后汉张仲景先师，天生医中圣人。其《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实为医方之祖。后世医方，不可以数计，而总不能出其范围。惟其书文义古奥，不易明通，必有资于注释。乃自成无己注释后，接踵者几至百家，议见多歧，有如聚讼，徒乱人意。予读至喻氏《尚论篇》，以为明白晓畅矣。乃见柯氏三书，彼又以喻氏为歧说，意在菲薄前人，则后来居上。其实柯氏实不及喻氏，即其书不以六经名篇，而以症名篇，自觉得仲景心法，然乎否乎?予以为《内经》竟以王注为主。我辈诊病，非同考据。每诊一症，但有经文一二句可靠，即可无讹，惟在《内经》要语能熟记耳!近如李士材《内经知要》、汪庵《灵素类纂》，果能熟读，尽彀诊病。如看注疏，近有薛一瓢《医经原旨》，以王注为主，间有采择各家，兼有案说，可谓尽善。至《伤寒论》究以喻嘉言《尚论篇》为善，其书深入显出，非天人交尽者不能。必要参看各家，则有本朝《医宗金鉴》，以成注为主，而各家可取者，无不备载。

果能考核，即是通医，亦不必泛求注疏也。我辈作文，责简炼以为揣摩，学医亦如之。安见难读者，不几于易读哉?

论诊病须知四诊

诊病之法，无过于望、闻、问、切，所谓四诊也。此四字无人不知，果得其法，病无不治。

而医多差误者，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得，手不能应也。其中奥妙，本难尽言，然初学诊病，果能得其大略，临症留心，久之纯熟，自然触手成春。

第一曰望。望者，望其色也。凡人五官，应乎五脏∶目为肝窍，鼻为肺窍，耳为肾窍，口为脾窍，心开窍于舌，又心寄窍于耳。病在何官，即可知其在何脏矣。又五色配乎五脏∶白属肺，赤属心，黑属肾，青属肝，黄属脾。面现于色，又可推及五脏矣。面部多属阳明，左颧属肝，右颧属肺。色有不当现而现者，可推而知脏腑之受克于何脏矣。凡此变化，言不能穷，而总以五行之生克推之，自然有得。昔扁鹊见齐侯，一望而知其病在腠理；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血脉；又五日，而知其病在肠胃；又五日，而知其病皆在髓。望之时义大矣哉!今人虽不敢希古神医，而气色之现于面者，未尝不可望而知也。至望其舌，尤属紧要。盖病在脏腑，医非卢扁，何能视见?而有可见者，除二便外，则舌为要。舌之可推测者最多。《伤寒舌鉴》三十六舌，不可不晓。《张氏医通》加至一百二十舌，其绘图大半以苔之裂纹为辨，以为精详，实多造作，徒乱人意耳!予以为看舌之道，先看其有苔无苔。舌赤无苔，阴亏已极；两旁有苔，中心无苔，有似红沟，亦属阴亏。薄薄苔痕，平人之舌。若苔浓则胃有停滞，白则夹寒，黄则夹热，板则邪滞未化，腐则邪滞渐化。苔如米粉，邪滞甚重，在时邪门，虽白而干，可以用下。然又必观其堆之松紧，紧则为实；松又为虚，有用补而退者。舌苔焦色，属热所致。苔之全黑，火极似水，非下不可。然必审其燥与润，燥生芒刺，热重无疑；若黑而润，绝不烦渴，反属火不归原，急宜桂、附回阳，稍进寒凉，则必陨命。此看舌之重在苔也。至于舌乃心之苗，脾脉连舌本，肾脉夹舌本，肝脉绕舌本。舌本红，属阴虚内热；舌尖红，属心火；舌本红肿或破碎疼痛，属心脾积热；舌强，属痰热；舌卷，属肝气欲绝；舌不能言，属肾气不至。此类由脏而发者居多，全在乎望之详审，则望舌不诚要哉?第二曰闻。诊病可闻而知者较少，然不可不辨也。外感声多壮厉，内伤声多怯弱。闻呼吸而辨其调否?闻鼻息而辨其利否?床帐内有病气，知其邪之深；床帐内无病气，知其邪之浅。语言舛错，恐其邪之伏；语言清白，恐仅内之伤。哼声不止，恐疼痛之难禁；怠惰懒言，恐形神之交惫。此皆闻之不可忽者也。

第三曰问，尤不可不细。问其寒热与否；问其有汗与否；问其头疼、身痛与否；问其大解闭否；问其大便之或燥或稀或溏，并问解出之热否臭否；问其小溲之利否、多否少否；问其溲色之或白或黄或赤，并问溲出之热否臭否、清否浊否；问其夜尚能寐否；问其饮下之甘否，饥否吐否?问其胸胃之闷否；问其腹之痛否。痛而拒按属实，轻则消导，重则攻下，虽痛喜按属虚，或宜温通，甚宜温补。问其口中干渴否；渴欲饮否；饮欲热否；饮欲冷否；邪热作渴，必然欲饮。阴虚内热，渴不欲饮。问其有汗与否；汗出退热否；邪从汗解，得汗热退，或退不净，再汗即净。阴虚发热，虽汗不解，屡发其汗，而热转甚。此非问不得而知也。而更有不得不问者，问其人向有旧疾否，或向有肝气，或向有血症。发散之药性属辛温，太过则肝气因之而发，消导之药性多香燥，太过则吐红便血之恙因之而发；外感未去，内伤加增，医者何以处此?况病情甚多，凡有旧疾，必先细细问明，用药兼顾，早为监制。问而知之谓之工，不诚然乎!若夫第四曰切，尤四诊中之最要者。学人须将二十七脉细细推敲，《濒湖脉诀》熟熟记诵，诸名家论症必论脉，多多考验。临症时心平气静，先以中指按定关脉，掌后高骨谓关也，乃齐下前、后二指，是为三部脉，前指按关前寸部也，后指按关后尺部也。先浮按，次中按，次重按，每部各浮、中、沉三诊，合为九候。毋庸以二十七脉来寻病脉，而病患自然现出何脉。大抵浮、沉、迟、数、其象易明；洪、微、弦、滑，亦尚可晓；其余脉象，初学不易推求，然久熟贯串，自能领会。虽仲景先师，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正要人细心领会耳!不然脉之不知，何能诊病耶?至于何脉主何病，有独见者，有兼见者，有三四见者。如伤寒脉必浮而兼紧，伤风脉必浮而兼缓，风寒化热脉必浮而兼数，由热生痰脉必数而兼滑。又如肝病脉必弦，有热必兼数，犯胃生痰必弦数而兼滑。凡病可从此类推。至于独大、独小、独数、独弦，更可以寻病之所在。或脉本六阳，阴必先亏；或脉本六阴，阳先不足。用药另有斟酌。病虽变幻无穷，总不外乎五脏六腑，三部九候果能无差，自能按经施治。予论虽言大略，而学人从此入门，加以工夫考校，何患医道之不明哉?

论《景岳全书》

张景岳先生，博览岐黄，定为《全书》，分门别类，可谓周详，文笔亦极畅达，可谓医中之通人，非吴又可辈浅率粗疏，所能望见于万一也。惜乎偏于温补，往往误人。夫天以阴阳化生万物，《内经》亦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之不可偏废也明矣。乃其书专重补阳，至引陶宏景说“阳气一分不尽不死”为说。不知此乃陶君学仙之说，非谓医也。其下联云∶阴气一分不尽不仙。然则人尽可阴气全无耶?夫阴生阳，阳生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理之常也。彼异端邪说，何可用以济世?且宏景之论果信，彼山中修炼，想应重浊之阴尽去，清轻之阳独全，必能飞升仙去，何以《梁书》纪其卒时不过八十一岁?今人并不修炼，而寿过陶君者甚多。其说尚足信耶?而景岳且欲宗其说以寿世，用药必偏于温，岂不惑欤?尤可异者，景岳称阳药为君子，阴药为小人。夫神农尝百草，上、中、下三品约三百味，其中阴药多于阳药，神农岂重小人者耶?且其《新方八阵》，亦颇用阴药。如五阴煎，无一非以阴药为君；其他方，归、地尤所常用。岂景岳亦爱用小人耶?至论吐血一症，专主薛氏，以为吃童便百无一死，吃凉药百无一生。夫当火性上炎，吐血鲜红涌出不止，此时犹执引火归原之说，以桂、附投之，岂不火上浇油耶?予曾见南门王姓者，得吐血症，某医用景岳治法，遂狂吐不止，直至血尽而亡。又见有张氏子得吐血症，某医仍用景岳法，仅服一剂，大吐不止。予见尚可救急，以犀角地黄大剂投之，连服四剂而愈，今已二十年，并未复发。吃凉药者百无一生，信乎否乎?在景岳高手，即或有误，必能自救其偏。而今人如执其说，其不至于杀人者鲜矣!至景岳尚论前人，专驳河间、丹溪。夫河间《原病式》专主用寒，实未免于偏；丹溪谓一水能胜二火，专主养阴，不善学人，亦未免偏胜之弊，景岳议之可也。然不自知其偏于温补，凡论一症，必归到温补，即实系阴虚发热、脉数等症，又以为假热假数，或又抱定甘温能退大热，谓语出东垣，必然无误，多方曲诱，必要人学其温补而后已。此其偏之为害，不更甚于刘、朱二公耶?尝见我辈中有宗景岳者，得其参附理阴煎一方，以为阴阳互用、气血双补，又有可加麻、桂之论，虽外感可以攻补并用，于是奉为秘方。适赴金河考试，曾以此治好一人，于是相传某氏出一名医，而其人亦遂业医悬壶，凡遇疑难症，每投是方，不意渐多不效，甚且遗人祸殃，乃改用果子药，有责以不用重剂者，则仍以参附理阴应之，而终无金河之效矣。然其僻性，终身不改，后其家有病时邪者，以此投之，发黄而死。景岳之误人，岂不甚哉!虽然此非景岳之误人，亦其人之不善学而自误耳!参附理阴煎实系名方，用之得当，实有大效，予治李耀西子，用至十余剂，几于起死回生，仿《寓意草》有案可证。

药不执方，相宜而用。温凉攻补，用之得当，无非救人；用之不当，无非杀人。景岳专于温补，似乎人能学之，医无余蕴矣，此则《景岳全书》之过。吾家向有此书，予知其善而惜其偏，曾遍阅而驳正之，惜夷乱失落。后人有学医者，此书不可不读，特为买补。但知医而不知有《景岳全书》不可，知景岳而不知偏于温补之害不可。予老矣!不能复为驳正。读景岳者，先观此诊，后阅《全书》，将知其善而不受其害，于医道其庶几乎!或问假热之症，亦实有之。尝见有外现发热，医者专于清热，屡用寒凉，而热不退，反致口味不甘，饮食减少；或用温和之品，升扶胃气，而饮食加增，外热自退。此岂非假热之症，而宜于温补乎?是景岳之论，诚不谬也。予应之曰∶是诚然矣。但亦有外现恶寒，而内实有热者；有外寒愈甚，而内热愈重者；有愈服热药而外寒愈甚者。所谓同气相求之症，予屡见之，而景岳未议及此，殆欲自成一家，偏于温补耳!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天寒，李楚生兄得恶寒症，周身凛凛。某医屡投温散，兼加辛热，而其寒愈甚，且汤饮不下。予诊其脉不浮而急数异常，知其热郁胸胃，投以犀角地黄，一服而寒止，再服而身温进食。此岂非假寒，非凉药不能透解乎?设使景岳于热辨其假，于寒亦辨其假，双管齐下，使后人知寒热皆当明辨，庶学人不至不偏。乃第言假热而不言假寒，岂非偏于温补乎?且尤有令人闷闷者，如吐酸一症，刘河间以为属热，景岳以为属寒。河间曰∶酸者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如饮食热则易于酸矣，或以吐酸为寒者误也。而景岳则本东垣之说，以为吐酸者收气也，西方肺金旺也，寒水乃金之子，子能令母实，故用大咸热之剂泻其子，以辛热为之佐，而泻肺之实，病机作热攻之误矣。河间谓如饮食热则易酸，夏令暑热，饮食易酸，其明证也。景岳则谓食在釜中，能化而不能酸者，火力强而速化无留也，若起置器中，必久而后酸，此停积而酸，非因热而酸也。二名家之论，如水火之不同，学人将何所适从乎?不知吐酸一症，有属热者，有属寒者。

或乍感风寒，立即作酸作吐，此化热不及，得不谓之寒乎?或并未受寒，而肝火犯胃，因而吐酸，得不谓之热乎?大约此症出于胃，则属寒有之；由肝犯胃，则属热有之。且果属寒，脉必沉滞；果属热，脉必弦数。乃二名家不分肝胃，不论脉象，惟主热者执见无寒，主寒者执见无热，殊不可解。予诊病四十余年，所见吐酸之症，不可胜数，大约属寒少而属热多，而妇人则尤多属热，盖十妇九肝气也。书曰∶曲直作酸。《素问》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河间论非无本，而景岳必反复辨论以驳之，毋乃欲成其温补家数，而非中庸之道也乎!或问景岳既过于偏，其书竟可废乎?予曰∶是何言也!景岳于医道，实三折肱者，故能集为《全书》，论虽时偏温补，而《全书》并不以温补为专主。试观《新方八阵》，其所用寒凉甚多，如玉女煎、知柏八味，皆新方也，今人用之，亦垂不朽。至其温补之方，亦实有效，如六味回阳饮、参附理阴煎，用之得当，真有起死回生之功。且其聪明过人，如变理中汤为理阴煎、补中益气为补阴益气，皆有神悟，后学果玩索而有得焉，未尝不可大获其益。无如庸工，并未遍睹《全书》，不能参观互用，惟得其一、二温补方，遂奉为家珍，妄行施治，致令受其害者，归咎于温补之为害，而《景岳全书》似不可看也，岂不冤哉!总之，医书甚多，除《内经》、《伤寒论》可谓无弊，此外鲜有不偏，全在善看，如景岳之偏，尚未及张子和之十一。

子和字戴人，其书曰《儒门事亲》，偏于用凉，尤偏于忌补，专以汗、吐、下三法治病，无视为泛常，且多刊医案，载其成效，使人相信。殊不思经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歧黄用药之慎如此，何戴人鲁莽无忌耶?设以其书与景岳并看，几有天渊之隔。学人将何所适从?平心而论，《景岳全书》断不可废，《儒门事亲》除玉烛散一方可存，余则竟废之可也。或问张子和似亦名医，何其书偏僻太甚?盖子和元人也，元起于极北，北方风气刚劲，人之体质壮实异常。试观宋当日者，燕云六州为辽所据，在宋之北，而宋人畏辽；金起于辽之北，而辽又畏金；元起于金之北，而金又畏元；卒之元灭金灭宋，如拉枯摧朽。其人所食皆牛羊肉，所饮皆牛羊乳，强壮非凡，有病类多热症实症。子和生当其时，鲜有虚寒之症，故用药以补为戒，惟取寒凉攻伐，想多获效，故其书亦传。迨至前明，非复元人气候，体质更改，而庸庸者狃于故习，仍守戴人之法，焉有不害人者?故王、薛、张、冯皆主温补，景岳又重温补者，亦补偏救弊之意也。但久之又久，或又狃于景岳之说，则未免有弊耳!总之，戴人之书，今竟无用，而景岳之宜酌用。四方风气不同，南北之分尤甚，今北人服药，大黄用至一、二两而无妨，南人则五、七钱而难受。或生于南方而常居北方，所食者面饭，所用者煤火，病果当下，少用大黄而竟不灵；或生于北方而常居南方，饮食一切与北迥异，病即当下，过用大黄而亦不受。惟医者细心审问，庶几无误。若夫禹功散、浚川散、琥珀散等方，以牵牛、甘遂、芫花、大戟等药，随手妄用，则断乎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