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日医学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