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宗教巫术、祭祀、原始文化的发展，怒族民间应用食物、药物技术方法治疗疾病也得到发生发展。民间用的治疗方法有：医治犬伤（猪咬伤也可用）用虎骨粉敷伤口，或用锋利的剥蔑刀轻划若干个浅口于病者肚脐稍上部位，用手强挤出点滴鲜血后，取毒箭头的毒轻擦于刀痕处（也可用少许麝香敷之）。医者取约两调匙哺乳妇人之鲜乳汁直接滴入病者之眼内治疗眼疾。还有用拔火罐排除跌打劳伤引起的瘀血、污血，放指头血医治外感伤风引起的发冷发热症状，刮痧医治风寒、中暑引起的发冷发热，拔头顶发医治恶心症，弹血法医治手足无名肿痛或排除瘀血，“尿液洗眼”法医治红眼病或角膜炎。

怒族人应用草药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据杨慎的《南诏野史》中载道：“射猎或采黄连为生”；清人余庆远在其《维西见闻录》中载道：“迩年其人以所产黄连入售内地”；乾隆《丽江府志略上卷》“官师略•种人”也载道：“釆黄连为生”。在这段时期的怒族医药，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逐步地掌握了民间常用药物的应用方法，如云黄连、云南重楼的清热解毒之用等。

民国时期，怒族的居住环境也很差。1949年，怒族同胞所住之房屋均为千脚落地的二层茅屋，下层关家畜，上层住人，室内空气很糟。1949年前的怒族民居中没有厕所，“吃家饭，拉野屎”，如一个人染上了传染病，其带菌之类便又通过狗、猪等家畜在家畜及人群中传播，常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与之相伴的各种疾病成了直接威胁他们生存的一大元凶。虽然怒江系药材王国桂冠上的宝石，但由于认识水平和对外交流所限，怒民对中草药材的利用率还极低，其民族民间医药发展并不好。怒族通过言传口授的方式流传下来的战胜病魔的经验和知识，还只是停留在实践应用阶段，尚未上升成为自己的医药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卫生员、种痘员、防疫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怒族地区落后的卫生状况有了改变。但怒族一般居于高山、坡地或河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和交通不便使得怒族地区的卫生医疗状况一直比较落后。怒族医药在怒族同胞的防病治病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怒族民间医生利用当地丰富的药物资源及长期积累的经验为群众治病，同时开始学习中医药知识，怒族医药得到了发展。

怒江州各民族积极响应1951年实施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提出的“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及“发展民族医药，拯救民族医药遗产”的号召，1952年贡山县卫生院吸收民间医生刘树槐到卫生院工作。1956〜1957年，刘树槐到昆明中医学校学习，提高了中医技术水平。1957年全年中医门诊3684人次，针灸治疗1154人次。1960年贡山全县卫生院中药室开展技术革新，自采、自制中草药，用二甘散、避疟粉治疗疟疾，用香连丸治疗痢疾，用阿魏膏、祛解丸治疗肿病，用紫草根预防麻疹，用白及、重楼治疗肺结核。1954年，怒江州卫生系统组织对福贡县境内民间草医草药、土方土法进行调查。1966年以后提倡“三土”（土医、土药、土方），使中草药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怒族民间医药也得到较好的发展，5种怒族药分别收载在《中国民族药志》第一卷、第二卷和《云南药品标准》（1974年版、2001年成立了怒江州民族医药研宄所，怒江州的民族医药学术活动得到进一步开展。有力地促进怒族医药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