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医文化事迹：卫生运动纲要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十分重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苏区卫生防疫运动是一个历史见证。20世纪30年代，面对苏区疫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大力进行卫生事业建设。制定法规条例，创建组织体系，开展宣传教育；从治、防两方面着手，尽一切人力物力医治患者，挽救生命；加强预防，做在事先，通过卫生防疫运动，克服陋习，清除病源，提倡卫生文明，有效地改变了苏区卫生面貌，保障了军民身体健康，这是党的群众卫生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一、卫生防疫法规体系的建立和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①这就从根本大法上保证了工农大众的权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直接关注到人民的医药问题，规定：对一切雇佣劳动者“实行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或因工作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②。在《宪法草案》和《劳动法》指导下，为了保障劳动人民的生命健康，刚刚诞生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就积极领导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卫生防疫运动。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强调：“苏区的瘟疫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若不从速设法防止，将它消灭，这是与革命发展有重大损害的，临时中央政府特为此事颁发一个暂行防疫条例，拟定许多防疫的办法及消灭瘟疫的办法，各级政府需领导工农群众来执行这条例中各种办法，尤其是向广大群众作宣传，使工农群众热烈的举行防疫的卫生运动。”随同2号训令还下发了《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努力之下，苏区掀起了“灌输卫生常识于一般劳苦群众”的卫生防疫运动。

在总结卫生防疫运动经验的基础上，1933年1月31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1次常会决定“为保障群众的健康，决议责成内务部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主动预防春疫。中央内务部于3月制定的《卫生运动纲要》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内，是充满着污秽和疾病的，工人农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地主资本家层层剥削之下，简直无法顾到自己的生命，没有余力去和污秽疾病作斗争。”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他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切身的痛苦问题，污秽和疾病就是他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纲要》号召全苏区各处地方政府，各地群众团体领导全体群众一齐起来，向着污秽和疾病，向着对于污秽和疾病的顽固守旧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的坚决的斗争，因此要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

伴随着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卫生防疫的法规条例，红军卫生系统也下达一系列的决议、条例、法规。

1932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要求“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与卫生人员要切实的鼓励起在前线摧毁敌人的精神和勇气，从卫生上来消灭现行的疟疾、痢疾、下腿溃疡等时疫，要运用卫生标语、传单、讲演、戏剧、竞赛各种方法进行卫生运动；各伙食单位的卫生委员会，须立即组织起来并建立起经常的工作，由各级卫生机关直接指导”。在此之前，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卫生科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卫生决议案》。《决议案》共四章，第一章为普通卫生，制定了关于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医院卫生的各种规则。第二章为防疫方法，就个人防疫、团体防疫、防疫之设施、消毒方法提出了相应要求。第三章是卫生宣传，制定了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其它宣传和卫生检查竞赛等规定。第四章为附则，明令各级红军卫生机关接到决议案后须立即执行，这些决议和训令，增强了红军指战员的卫生防疫知识，促进了红军的卫生防疫工作。

随着苏区卫生防疫工作的深入，1933年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又颁发了连一级《卫生员工作大纲》和《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对红军卫生人员的工作职责做了统一规定。

党在领导卫生工作之初，就注重制度创设，由于颁布了相应的法规条例纲要，使得各级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以及红军指战员有章可循，保证了卫生防疫运动的进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法执政的最初实践，把人民群众对于医药卫生的愿望、要求和利益用法规条例加以确认、规范，既明确、具体，又具有可操作性。

二、红军和政府的卫生管理机构的建立

在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和健全了红军和政府的卫生管理机构，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从而在组织上保障了党的宗旨的落实和军民的身体健康。

红军初创时期并未单独设立卫生管理组织机构，红军中的医疗卫生工作由各级政治机关兼管，有时后勤机关予以协助。1931年1月，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军医处，贺诚为处长。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总军医处（后改总卫生部），贺诚为处长（部长），这是一个总揽全军卫生管理的机构，这一时期，红军各方面军的卫生管理机构先后成立。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了方面军总部总医院，苏井观为院长；1932年湘鄂西军委组建军医部，由李谷生任部长；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卫生部成立（以前由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兼），由彭龙柏任部长。1933年6月15日，中革军委颁发了红军各级卫生机构的编制，方面军、军团和师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在师以上单位还建立卫生巡视员制度，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红军的医疗卫生管理组织体系基本完善。

在政府系统，中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分管卫生工作，下设卫生管理局，贺诚兼任局长，卫生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地方医院，预防瘟疫与传染病的流行，注重公共卫生、检查车船、公共食堂及公民住宅之清洁，考察并监督医师和药剂师，检查药品及药材之经营等。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省、县、区三级也要设立卫生部，任命部长一人（后改为卫生科）；城市苏维埃政府成立卫生科，设科长一人。

随着苏区大规模的卫生防疫运动展开，1933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求有卫生运动的组织，分为城市、乡村、机关、部队四种，都要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城市：小城市及大市场，每处要在苏维埃政府指导之下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要有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大城市在市苏卫生科指导之下，除组织全城的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外，还要将全城分做几个卫生区，每区设立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底下再分小组，每条街下十家至十五家联合起来，成一小组，名曰“卫生小组”，公推组长一人。乡村：小乡以乡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大乡须分村组织几个卫生运动委员会，而与其上面组织总顾全乡的卫生委员会均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委员七人至十一人。每五家至十家成立卫生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机关：凡机关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在政府内务部指导之下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由群众推举主任一人，委员五至九人。百人以下的机关，组织卫生小组，隶属当地卫生运动委员会。部队：一切集体运动的红色部队，在该部队的政治机关指导之下以团为单位组织一个卫生运动委员会，经过群众推举主任一人，委员五至九人。每一伙食单位成一卫生小组，公推组长一人。各种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负动员本单位全体成员进行卫生运动之责。

在基层普遍组织起来之后，1934年3月10日，“中央政府为着保障工农大众的生命安全，为着加强对目前防疫工作的指导，特由人民委员会通令中央一级机关各派代表一员，组织‘中央防疫委员会’进行防疫工作。”以贺诚为主任，并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

应该指出，这种把全民从上到下都组织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疫工作，就会有相应的组织创新。

由于战争需要，苏区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是分军队和地方两个系统组成的，两个系统又是相互协调、统筹安排的。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兼任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就反映了军队与地方医疗卫生工作的协调一致。战时伤病员增多，地方医院全力支持；平时红军医院也积极救治地方病人；卫生防疫运动，军民共同参与。

三、卫生防疫运动的具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不仅颁布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法规条例，组织了系统广泛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医疗卫生防疫体系，还实施了进行卫生防疫运动的具体措施。

尽管苏区经济相当困难，苏维埃政府还是尽其所能积极救治患者。对于疫区，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负责购买相应药品，如碘酒、沙丸、仁丹、奎宁丸等，由政府派遣卫生运动指导员携带前往疫区，结合当地医疗力量进行诊治；对于非疫区，则由各省苏维埃和各县苏维埃卫生部负责购买临时应用的中西药品，交给各指导员下乡时使用。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要求基层政府组织临时治疗站，对患病群众实行免费医疗。红军系统的医疗单位除了完成分内的任务外，也要主动为广大群众治病。

《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规定：“（1）发现了传染病（霍乱、痢疾、伤寒、天花、发疹窒扶斯、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就要向上级及邻区报告，在报告上应写明病状、病名等项。（2）传染病人必须与家里人隔离另住一个地方，他用的衣服、器具非经煮沸消毒不能使用。（3）该地方如果传染得十分厉害，一定要在周围五、六里之间断绝交通，离该地五、六里之外尚不能开大会及当街等事，总之不要多人集合在一处，以免传染。”体现了苏维埃政府早发现早预防的思想。尽管苏区经济比较困难，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还是在颁布的《防疫简则》里，指示各地要多设种痘所，要求苏区无论男女1-20岁，在可能的范围内，每年都应种牛痘以预防天花，注射防疫血清以预防霍乱和瘟疫。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利用金鸡纳霜和中药常山、小柴胡汤来预防和治疗疟疾，发动群众养猫及堵塞鼠洞、消灭蚊蝇以预防鼠疫和其他疾病。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卫生部门规定了严格的定期检查制度，要求地方每一个月须将当地发现的各种病症统计一次，上个月和下个月相对照考察病是否减少或增多，把当地因病死亡的人每月统计一次，并须把病症及老年、幼年、壮年分别记载下来，每到月终除由各县区及城市苏维埃卫生部检阅一次工作外，各卫生运动指导员应向中央政府内务部卫生科报告一个月内的工作情形。这些制度有效地扼制了疫病的蔓延。

卫生防疫事关人民健康，为使苏区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自觉地投入到卫生防疫运动之中，1932年1月12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次常会决定在苏维埃区域内普遍开展以预防常见病、流行病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运动，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凡居民所在地的所有圩场、村落、街道、天井、店铺、住室及公共场所，每半月大扫除一次；潴留污水的水道、水池、沟渠要开通；尘土脏物应集中圩场、村落以外之地进行焚烧。二是在个人卫生预防方面，要求家庭用具及衣褥要洗涤干净，在日光下曝晒消毒；每个人要理发，刷牙，洗澡。三是在食物卫生预防方面，要求各地挖井吃洁水，井口必须高于地面1尺；河水必须疏通，不准将污物及死物抛弃河中；一切食物煮熟后吃，不可与传染病人同食等。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各苏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广泛深入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

苏区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宣传普及医学卫生知识，《卫生运动纲要》要求各级卫生运动委员会推动俱乐部、夜学、小学、识字班、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先队、赤卫军、妇女代表会和儿童团等等机关及团体，利用各种好的机会，对各部分群众宣传，要使人人明白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讲卫生的好处。苏区各地的卫生防病教育，浅显易懂，深入人心，如《卫生歌》：“要同疾病作斗争，大家就要讲卫生。假使卫生不讲究，灵丹妙药也闲情，病痛多哩真辛苦。”对于推动群众自觉开展卫生运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苏维埃政府创办了《健康报》、《红色卫生》等刊物，大量刊载有关的评论、消息、卫生简讯和卫生知识，推动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改变了群众落后迷信的思想观念，使他们明白了讲卫生的道理，了解了讲卫生的好处，掌握了讲卫生的方法，为苏区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奠定了基础。

四、党领导的卫生防疫运动的成效和意义

党领导的苏区卫生防疫运动，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展开，但由于目标明确，组织严谨，措施切实可行，具有巨大成效和重大意义。

卫生防疫运动直接效果就是降低发病率，从而保护了军民健康，保障了红军的战斗力。在闽浙赣苏区，1932年与1931年相比，由于“经常举行清洁卫生比赛，对于疾病，今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在粤赣苏区的西江县，以前曾多次发生鼠疫，在经过大量的宣传、打扫、检查等防疫卫生工作后，“于数日间，把群众的卫生工作在全县开展起来了，特别在城市、南门、黄安三区，更是焕然一新，全县严重的时疫完全被消灭了。”在红军部队，提出了一切为了指战员健康的口号，在全军开展了以防治疥疮、下腿溃疡、痢疾、疟疾为中心的群众性卫生运动。通过卫生运动，不仅使疥疮基本消灭了，下腿溃疡、痢疾、疟疾的发病率也大幅度下降了，其他疾病也随着减少了。

卫生科学知识的广泛宣传，使苏区军民提高了卫生文化素质，改善了生活习惯。每个青年同志，经常的洗衣服、被毯，洗澡，剪指甲，不卫生的东西不乱吃，而部队“每到一地，三十米远以内的地方，打扫干净，扫除秽水，秽土，挖厕所”。农村群众积极疏通水沟，开挖水井，改善饮水。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带领乡亲挖的一口水井还保存着，解放后群众在井旁竖了石碑，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疾病是苏区的一大仇敌，开展卫生运动使苏区卫生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以前清洁了。卫生防疫运动确实改善了苏区的文化卫生面貌。

在国民党军阀包围下，苏区医药缺乏，而疫病有其规律，如果预防在先，将会事半功倍。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曾指出：“国民党军阀的武装进攻，我们倒不可怕，可以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和红军的英勇将他击败，以至消灭。国民党军阀用最残酷方式所制造的瘟疫，这个东西发生和传染起来，在目前缺乏药的时候，解救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举行一种防疫的卫生运动”。项英不仅说明了预防的必要性，而且号召“大家起来”。苏区卫生防疫运动开辟了我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和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先河。

卫生防疫运动实践了党执政为民的理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指示苏维埃工作人员：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许多人生病害疮，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毛泽东把“许多人生病害疮”和党的执政联系了起来。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依靠人民开展卫生防疫运动，成效显著；同时锻炼了党的卫生管理能力，形成了党的群众卫生工作路线，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党在领导苏区卫生防疫运动的过程中，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的法规条例，组建的各级医疗卫生防疫机构，采取的方法措施，培养的优良作风，蕴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我们今天的卫生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