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西方标准解读中国哲学

对一些惯于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判断中国诸多领域是非的人来说，此文振聋发聩。确实，不能用西方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同样的，也不能用西方标准解读中医。套用文中的话说，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摘下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价值，当然也包括中医。

近代以来，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后，一些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历史哲学等。对此应该怎么看？关键在于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一位美国军事学家在分析《战争论》和《孙子兵法》的差异时说，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说出了中西方军事思想的不同，又说出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在追求变动世界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普遍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哲学模式，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一个普适化的标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实际上，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以康德哲学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想，自然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来。《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无法分开：“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宋明理学在形而上层面有了颇为深入的思考，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需要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据《论语》记载，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礼仪上的表现是不错的，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然”背后必有“所以然”，二者是统一的。“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

概念层面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但“道不远人”的实践性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评判呢？举例来说，对于如何理解《道德经》中的“道”，很多人都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要去思索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如果从整体上理解老子的思想就会发现，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道”，“道”就在万物之中。“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天从“道”得到“清”的特性，地从“道”得到“宁”的特性，“道”在不同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观水可以悟“道”。水是无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赋形。如果撇开这些去研究“道”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显然就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当下，我们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只有转变思维方式，摘下有色眼镜，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独特价值，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用中国智慧去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与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