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

学医立身  中西医融会贯通

一般认为，学中医者，以家学为贵，故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要”的说法。而王世民却没有这个福分，他的祖辈中虽然也有从事行医的人，但到他出生时，曾被乡里崇敬的曾祖父已经“仙逝”，只留下临街的大门上由患者敬献的“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连年的战乱，曾经装满整箱的医书早已丢失，也就谈不上耳提面命的家传了。

王世民的学医之路，始于“切肤之痛”。1953年春，王世民的母亲患破伤风，被庸医误治而早逝。心力交瘁的他又患上了面神经麻痹，无论是针灸还是敷药，近两年时间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两件事便激起了王世民的从医救人疾苦的梦想。天遂人愿，1956年高中毕业的他被北京中医学院录取，从此便走上了从医报国济民之路。

在那个年代，中西医课程之比是6:4，西医课实际上只讲内科学基础和外科学总论，没有其它临床课，而且是先学中医后学西医。中医课从经典开始，先讲《内径》和《伤寒论》。生涩的古文学习、没有太多教学经验的老师……给王世民的初学之路设了不少障碍。而正是由于这些“路障”，也锻造了那个时期的“国医大师”们艰苦学习的优良品质，为以后的中医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王世民一直倡导的学医态度。回想那时的学习，王世民感叹，事实证明，中医课程“先入为主”，以后再学习西医课时，他们不会感觉中西医两者常打架，更不像学西医的同学那样感到困惑。之后的西医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更为其以后的临床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医乃仁术  为医者的行为准绳

医乃仁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从医者的要求，也是为医者的行为准绳。所谓仁，爱人者也，即爱仁之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者的人文特征，也是通常说的“医德”。按照王世民的理解，凡大医、良医、名医都是德艺双馨者。“为民为医，瘝体在抱”是医生的天职。

六年大学的生活转瞬即逝。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到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现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并于工作后的第二年（1963年），幸运地成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先生门下的徒弟。白清佐出身中医世家，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临床家，临证论病重脾肾，倡导脾湿肾寒，善用温燥的附子、肉桂、干姜，名燥三晋。在众名师的带领下，王世民不仅医学精进，更感慨救人行医的神圣。

王世民在大同下乡时，遇到了一位家庭贫困的女孩。这名女孩患肺结核，咳嗽出血，骨瘦如柴，因为家里无钱买药，所以只用一些偏方、土办法，但均无效果。王世民仔细观察后发现女孩颧红如妆，瘦得像个纸糊的人，营养不良，发热盗汗……这样的病人，首先应当改善营养，扶助正气，才能提高抵抗力，战胜痨病。可是连药都买不起的人，怎能买得起营养品呢。当时正值秋天，地里的蚂蚱很多，王世民想起叶橘泉先生曾说过蚂蚱蛋白质含量很高，又富含钙等无机元素，正好治疗痨病。于是王世民便教她怎么逮蚂蚱、用锅焙研末来吃。再配以田里的刺儿菜（即小蓟），洗净用水煮后稍加盐拌着吃，每次一把，一日两次。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女孩有了缓解。第二年开春，她竟能下地干活了。为此印会河老师亲自为其题写“瘝体在抱”的条幅，以资鼓励。

而看过很多病人后，王世民感觉有的患者病程很长，而且很难治愈。更多时候需要中西医结合，方能解决病人的痛苦。王世民认为，中医的疗效不容置疑，但在治疗手段上比较单薄。特别是治疗急重危症，由于用药手段的问题，总有缓不济急的遗憾。在之后的研读文献过程中，他发现前辈大家中有不少倡导“中医汇通”者，他们倡导中西医汇通互补，各展其长，以人之长，补我之短。20世纪80年代后，也有一些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人介入中医药学的研究，他们活跃的思维、先进的手段令人佩服。

仰古尚新  中医早就有了科学实验

回眸历史，西医随着西方文化来到了中国，打破了中国只有中医中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孤家寡人”局面。在中医界，常常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临证高”，好像只有临床家才算得上是中医，搞基础理论研究、中医药文化、医学史研究，特别是用科学实验来做中医药研究的，即使不被视作歪门邪道，也是让人不屑一顾的“另类”。

而王世民认为，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不管怎样研究，最终总是要落脚在临床实用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把医学（中医学）仅仅限定在临床治疗上，看不到学科分化的进步意义，在现代社会至少是不全面的，是不利于中医药提高与发展的。

当然，中医的临证治病也是科学实验，如温病学、瘟疫论的创立与兴起。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治疗疾病的思维和方法，已向世界科技界展示自己的先进性。20世纪中后期，包括外国科学家在内的很多学者，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学，硕果累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王世民进一步解释，在中医药学的历史上并不乏动物实验的记载，如自然铜用于接骨，淫羊藿用于治疗性功能障碍，就是古代自觉与非自觉的动物实验结果。

尽管这些实验非常原始，更不系统，但其具有的“实验特质”确实不容否认，甚至令人钦佩。王世民曾就《本草纲目》中有关动物实验的记述做过一番考察，该书中不仅有非自觉和自觉的动物实验，还用了先造动物病理模型，通过杀检或以功能恢复为指标以检验其药效，这与今天的实验药理学方法何其相似。不仅如此，《本草纲目》还记述了临床药理学和对毒副作用的观察，更难能可贵的是记述了某些毒物通过动物富集，人食用后中毒的情况，描述生动详实。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是能够紧密与现代科学结合，海纳百川，相互借鉴与学习的。实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让中医药学在科学实验和理论创新中如虎添翼，与时俱进，跻身于主流医学的行列。

2017年6月29日，获得“国医大师”荣誉称号，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

先后出版《中医方药手册》《局方别裁》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培养硕士生17名，创刊并主编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中医药研究》杂志，因其在中药、方剂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