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名医：陈存仁

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健康报》。

1929年在山东路自设诊所，独立行医，擅长内科、妇科及针灸科。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

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

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日本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数十册。

1926～1937年《福尔摩斯》报的特约作者。《福尔摩斯》创刊于民国15年（1926年）7月3日，初为三日刊，民国19年（1930年）改为日刊，出版至民国26年（1937年）上海抗日战争爆发《福尔摩斯》报停刊。《福尔摩斯》报内容大都是从警察局打听来的黑社会新闻。该报特约作者有吴农花、秦瘦鸥、平襟亚、陈存仁等。

1947年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与当时的政界、学界、中医界著名人物如吴稚晖、于右任、萧龙友等皆有往来，详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

1949年赴香港行医。

1960～1970年代，应香港《星岛晚报》董事长胡仙女士邀请，开辟“津津有味谭”专栏达十七年之久。

1964年由韩国驻香港总领事推荐，韩国庆熙大学授予作者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

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被法国美食协会授予“美食家”称号。

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

1980年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

1990年9月9日，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2009年《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年内将新推5本陈存仁作品，分别为《被阉割的文明》、《业外杂谈录》、《阅世品人录》、《被忽视的发明》与《被误读的远行》。其中，《阅世品人录》首次披露了章太炎被困北京期间的84封家书。此外，《阅世品人录》还讲述了作者与章太炎、胡适、杜月笙、秦瘦鸥、董浩云等历史名人的交往旧事。陈存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他的病人包括国学大师章太炎、文化名家胡适、上海大亨杜月笙、潇洒少帅张学良等等。

陈存仁著作等身，主编《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中国药学大典》，著有《中国医学史图鉴》、《津津有味谭》、《伤寒手册》、《食物疗病方》、《胃病验方》、《小儿百病验方》等。如今，陈存仁的部分著作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系统地重新刊行。

香港名医陈存仁先生写的《银元时代生活史》特点是用流畅文笔记录了清末民初许多趣事。描写的大都是清末民初江浙一带生活变迁，作者生平及其有关的各色人物之种种遗闻逸事。包天笑的文笔清丽委婉，陈存仁在写作上的成功颇使人意外。老上海都知道他是一代名医，而了解其妙笔生花功夫的确实不多。2000年我给《南方周末》写过一篇短文，评介过《银元时代生活史》和他的另一本回忆录《抗战时代生活史》。去年也曾向章诒和女士推荐《银元时代生活史》，她读了之后也大加赞赏。

陈存仁是个奇人，少年丧父，在伯父支持下，也是遵从父亲遗命，就读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在学者和理财家丁福保门下打工，帮助他编辑《古钱大辞典》和《说文解字诂林》。毕业时，不到20岁，在从医的同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普及医药和保健知识的报纸——《康健报》。这张报纸，创意新颖，一炮打响，第一期就发行了一万四千份（当时最老的报纸——《申报》才发行十万份），有了八千固定订户。于是，陈存仁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中央卫生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办《康健报》的陈存仁自然对此极为敏感。这不仅涉及近百万同行的饭碗，也关系着几亿人民的治病与保健（当时西医人数极少）。为了抗议这种荒谬的主张，陈存仁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的召开。全国十五省、二百四十三县的代表，二百八十一人齐聚上海。这是中医界从未有过的盛事。大会自然对于国民政府卫生部企图废止中医的倾向不满，公举五位代表到首都南京请愿，陈存仁便是这五名代表之一。这次请愿几乎成为一种示威和抗议活动。结果废止中医的提案胎死腹中。代表在谒见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时，于不仅反对废止中医，鉴于当时的卫生部是西医当家，他还主张中医应另设一个机关来管，他说，由西医当家的卫生部来管，好像神父牧师管和尚一样。

1935年，陈存仁主编了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为了编纂此书，他遇到许多困难，百折不挠，到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汉口去考察，并到汉口附近的蕲春去拜谒《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墓与祠堂。这部辞典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印过27版。此后他还主编了《皇汉医学丛书》，收录中医着作四百余种。

40年代末，陈存仁移居香港，他陆续编纂了《中医手册》《医药常识丛书》《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大典》。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综合版的特定位置上开辟专栏“津津有味谭”，专门谈如何吃的问题，他还提倡在汤菜中加些中药的饮食疗法。这个专栏一办就是20年。一天千八百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不断。这些大多还是在他正业——为人看病之外所做的工作。

不论行医写作，还是在医学教育方面，陈存仁先生皆倾其全力，做得很有成绩。《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写到教他国学的老师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也懂医道，常常给人开方治病，也常与作者讨论医学。陈氏说：“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儒家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其中也包括救国济民之意。从医是挽救人们生命的大事，自然为儒家所重视。因此懂点医术，不仅能侍奉老亲，也能为周围的人提供帮助。北宋范仲淹就说“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因此就有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近读清末光绪皇帝“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澄斋日记》，他就在做官之余，每日坐着马车在北京的四九城奔走，为人看病，基本上都是尽义务，并无报酬。这些是许多立志学医者的榜样，因此很多医生抱有济人救世的儒者风范，是不奇怪的。

陈存仁先生大概属于末代儒医了，他读的是中医专科学校，接受的是传统的经典的教育，他拜的老师章太炎、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丁福保和在老师影响下所往来的董康、胡朴安、孟森、叶楚伧、陈冷血、陈布雷等也都是旧学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我们读陈存仁的着作时可以感到作者虽然生长、生活在上海、香港这些很有些殖民地化的地方，许多地方还是流露出神情蔼然的儒者之风。这与他早年所受到的熏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