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名医：伯驾

早年生活

伯驾（Peter Parker）于1804年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弗兰明罕（Framingham）一个具有浓厚清教徒传统的农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们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过着敬虔、纯朴的生活。因家境比较贫困，伯驾年少时除上学外，课余时间还要到农场劳作。每礼拜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会做礼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熏陶。1820年4月15日，16岁的伯驾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时他就立志将来成为一个宣教士，有朝一日到异邦去传福音。中学时期，他父亲去世。1827年，伯驾考入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赚钱支持自己读书。三年后，他考入耶鲁大学 (Ya1e College）。由于耶鲁承认他在阿默斯特学院的全部学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级学习。在耶鲁他修读了解剖学、化学、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和哲学等课程，于1831年9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期间，他不但精于学业，而且努力追求过一种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更加圣洁、更像耶稣”。1831年4月间，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最早的海外宣教团体）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来耶鲁校园主领福音聚会时，促成了伯驾献身做一个宣教士的决定。于是他向美部会提出了申请，受到接纳后，重回耶鲁接受神学和医学的训练。1834年3月，伯驾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医生资格；5月被美国长老会按立为牧师；6月1日又在纽约长老会教堂正式任命为宣教士，三天后即接受美部会的派遣去中国广州，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来华医疗宣教士。

创办医院

开业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医院——“眼科医局”（博济医院前身）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

1835年8月，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豆栏街租楼，开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即今十八甫一带，原址已被毁）。该楼共3层，首层为地窖，第二层为候诊室、诊室及药房，第三层为手术室以及可容2～3人的留医室。后因病人增多，次年春获当时广州巨怡和行行商伍敦元先生捐赠，将租丰奉行一座三层楼房做为扩充业务院舍，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等，候诊室可以容纳200多人，病房可以容纳40多人。

1835年11月2日眼科医局正式成立。由于医术高明，免费为贫穷患者治病，求医者日益增加。开院后不过17天，病历表就增加到240多张，6个星期内接诊450人，其中包括了几位衙门的官员。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派发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种已为当今世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就是源自伯驾在眼科医局的这套设计呢！ 伯驾的专长本为眼科，所以一开始只看眼科的病，后来应病人的再三要求，也开始为他们看其它的病，从麻疯病、象皮病到疝气、肿瘤，无所不看，终于成了一个“全科大夫”。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写下了几个重要的首创纪录：（1）割除乳癌(1836年)，（2）割除膀胱结石(1844年)，（3）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与氯仿麻醉(1848年)。

此外，伯驾也以割除肿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446号病人就是一个严重的肿瘤患者，从右太阳穴一直向下长到右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住了，结果1835年12月27日伯驾在鸦片镇痛下为这名13岁小女孩施行手术，割下了这颗重达1.25磅重的肿瘤，18天后痊愈，挽回了她的性命。

眼科医局除平常治疗眼疾和各种病症外，特定每逢周四为割症日期。在眼科医局设立的第一年（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11月4日）里，便收治病人2152人次，其中施行了中国第一次割除乳癌手术；一年之中诊治的眼病有47类，其他病例2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有5宗。慕名前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经伯驾诊治的病人已有近万人次，且都免费。

1838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也曾间接地接受过伯驾的诊治。林则徐患有疝气和哮喘病，曾派幕僚到伯驾处取疝带及袪喘药，并回赠水果等物。伯驾虽未见林则徐本人，但专为林则徐立下一个病历，病历编号为6565（载于1840年的《中国丛报》），这是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眼科医局患者的登记内容包括病案的编号、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处方用药、治疗效果、手术种类、手术时间的长短，连取出的肿瘤或结石的大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

停业及复业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眼科医局停业关闭。1842年伯驾再度来到广州，11月眼科医局恢复业务，已不限于眼科，而是综合性医院了。此后，教会医院都设置专职或兼职神甫或牧师，进行宣讲教义的活动。但在众多就医者当中，对此感兴趣者仍十分稀少。据曾定期到医局协助伯驾传教的梁发说，三年半时间里被邀请参加礼拜聚会的1.5万多人次中，“真诚研究真理（指基督教教义）的只有3个，而受洗归主的人竟一个都没有”。

尽管如此，医局还是坚持开设下来，并且越办越大。1844年，伯驾施行了中国第一例膀胱结石截除手术，在当时这类疾病极为常见的情况下，第一次成功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1847年，伯驾首次在中国应用乙醚麻醉施行外科手术，麻醉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848年，在医局进行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以上2种麻醉法均为美、英籍人发现后的次年在中国的首例试用。1850年，又开始了病理尸体解剖术。

伯驾在1838年会同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与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二人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会员每年捐赠慈善款，支持眼科医局，在联系早期的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伯驾自1834年抵广州，至1857年返美国，历2 3载，特别是1841年他漫游欧美争取捐助，为传道会做了大量工作。 1855年因伯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眼科医局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

晚年生活

1857年4月22日，驻华公使一职被列卫廉（William B. Reed）所取代，伯驾遂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宣教和外交生涯，于1857年底偕妻回到华盛顿特区定居，从此脱离了美国政界，也再没有来中国。两年后，夫妇俩竟喜得一个儿子，是时伯驾已经55岁。另一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未曾当过医生一样。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注却未中断，继续与其在中国的友人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嘉约翰的领导下，在医疗宣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时，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当1885年博济医院为纪念伯驾开设医疗事业50周年时，他还写信表示祝贺。

1859年，伯驾与美部会修好，并成为该差会的理事。1876年，伯驾在美担任“中国医药传道会”会长，同时受聘担任美国国立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参议，以及耶鲁大学校友会会长；他亦热心于新成立的福音派联盟。晚年期间他还撰写了数本医疗宣教的书籍。伯驾前半生在中国的悲剧性经历，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与军事在激烈冲突中交汇的缩影；伯驾在美国度过他余下后半生，于1888年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岁。

传入西医药学

首先是西医眼科技术的传入。针对中国传统医术对治疗眼病无能为力，伯驾开设眼科医局，以治疗眼疾为主，并借此把西医眼科技术传入中国。伯驾实施的第一例眼科手术是治疗睑内翻，其方法是在眼下角通过睑板做一个垂直交叉的切口，以避免凹陷，然后用镊子曲郭雷枢发明）夹起上眼睑上部外皮的折痕，用折叠剪刀切掉，留下靠近睫毛1/5的皮肤，这样较之留下大部分外皮，睫毛能更为方便地外翻。手术结束后，伤口的边缘用针缝合，用带粘性的绷带包扎。两天以后，将缝合线剪开，4至5天后，病人即解除了痛苦。

伯驾在眼科技术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在中国首次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在最初4个月中，伯驾就实施30例白内障手术，只有2例没有成功。此外，伯驾还治疗过其他一些眼病，像沙眼、青光眼等。尽管伯驾从来没有提及妙眼’夕这一名称，但他屡次提到的粒状眼睑”、角膜豁”,‘馒性眼炎’夕等，所述症状显然指的是沙眼。伯驾还介绍了一些治疗药物及方法，如用颠茄制剂或颠茄碱、阿托品 （atropine·氯化亚汞·蓝色药丸（blue pill）等可以治疗青光眼，他还记录了马钱子碱在治疗眼疾上的效用。虽然伯驾治疗眼疾所采用的方法较之X-ray、激光及放射性同位素等是原始的，但与他同时代的眼科同辈相比是令人满意的。对中国眼科学的发展而言，是一项奠基性的工作。

其次，伯驾在外科方而创下了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几项纪录:一、割除扁桃腺。1836年，伯驾为编号2152患扁桃腺发炎的病人实施了割除扁桃腺手术，这是在中国实施的第一例割除扁桃腺手术。二、摘除结石。自1836年夏，伯驾己开始治疗患有尿结石的患者，但直到1844年才实施首例切石手术。病人是一位35岁的膀肤结石患者，他一年前曾来过医院，试用碎石术没有成功。这次重回医院后被告知，只有通过手术将结石摘除才能康复，最后病人同意了。像通常那样，手术前几星期做一些精神和身体方而的准备，给他提供福音书，宣传基督教理，使其获得信心后再实施手术。把己分成两块的结石通过侧切手术取出体外，18天后病人完全痊愈。一周后，伯驾又实施第二例切石术。此后切石手术逐渐增多，最多的1851年竟达9例。三、传入麻醉术，在外科手术首次使用乙醚麻醉（1848年）和氯仿麻醉（1849年）。1845年以前，伯驾实施外科切割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的，这样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伯驾在实施切 除手术时尝试采用麻醉术。最初用硫醚灿作麻醉剂，硫醚麻醉法的应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1847年10月，伯驾开始引进乙醚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显然比较安全有效，但伯驾似乎没有更多应用。1849年伯驾引入氯仿麻醉法。11月24日，伯驾首次对一例膀肤结石病人使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总之，由于麻醉术的应用，使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1842年后，广州眼科医局虽仍以治疗眼病为重点，但治疗疾病的种类己涉及内外科、骨科、皮肤科、牙科等方而，手术包括肿瘤、膀肤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伯驾即以割除肿瘤著名。

伯驾诊治病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过程。除此之外，伯驾还创作有中文医学书籍，借以传播西医学知识。据说伯驾曾著有《割除扁桃腺》）（1836年）、《摘除结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等书。伯驾开启了医药传教士著书立说的先河。伯驾之后，来华医药传教士亦多有著书传播西方医学者，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合信与嘉约翰。

建立近代医院

近代意义上的医院”应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病房、手术室、药房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开设的广州眼科医局是19世纪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到嘉约翰主持的博济医院时，它己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医院的功能，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医疗机构，成为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它不只带来了西方的医疗技术，还带来了西方医院的管理办法。在广州眼科医局，为便利前来就医的病人，伯驾让医局看门人每天将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发给前来就诊者，就诊者则按其到来的先后顺序看病。每一位新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从医院开张之日排起）、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下来。这个卡片交给病人，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都被医院保留下来，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现今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的最初形式，它是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设计创造出来的，可视为他对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的重要贡献。此外，伯驾在给病人实施重大手术时，往往要求与病人签订医疗协议书，以避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伯驾在报告中曾详细记下这样一份协议书:（我病人遭受结石痛苦，几次寻求救助无效。如今我有幸受美国伯驾医生之恩惠，将使用他的手术）刀把我的结石取出。当治愈时，不仅我一人受其恩惠，而且我的整个家庭都会感激他的伟大的仁慈。山高水深，不可逾越意即若结果不幸），这和医生无关，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所定。以免空口无凭，我立字为证，作为证明交由医生。

这当是中国医学史最早的一份医疗协议书。作为手术前的必要手续，伯驾的这一首创今天己被广泛应用。

随着广州眼科医局的建立，尤其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后，以广州为中心，教会医疗事业扩展到澳门。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获得了随意到中国各地传教的自由，教会医院在各通商口岸甚至内地纷纷建立。到1890年以前，北京通州、张家口、太原、南京、潍坊、成都、福州、北海、常德、长沙、汕头、温州、扬州、苏州、石家庄、保定、青岛、南昌、无锡、芜湖、开封、吉林、沈阳、西安、兰州、昆明、贵阳等均有教会医生开展医疗事业。到1905年，教会医院业己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达166所。由于教会医院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及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这使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的同时，也使中国医学日渐受到西方先进医学知识的影响，推动了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进程。对此，近代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曾言: 今全国教会设立之医院，数目与物质两方，皆较中国自己公私设立者，多且备;各省著名之教会医院，有如汕头英国长老会之医院，奉天苏格兰联合自由会之医院，杭州大英医院，汉口英国医院，上海伦敦会教会医院，美国圣公会之医院，济南齐鲁医院，淮阴仁济医院，北京协和院等，皆资本雄厚，规模极大，驰名全国，每年活人无数，使中国医学，日渐欧化。

可以说，清末来华的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他们在中国开设的教会医院对开创中国现代卫生医疗的建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有人甚至这样认为:中国新医学的来源，显而易见是教会医学，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教会医学校或医院造就出来的医师，大都为教会服务，被教会用为宣传教义的工具，由此教义宣传愈广，教会医学传播亦愈普遍了。虽不可说中国新医学的发展，全然由教会医疗事业所推动，但他们在此方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却是必须正视的。

培育医学后人

传教士认为，若要长久广泛地解除中国人的疾病痛苦，非造就中国医学人才不可。最初在没有医学校的情况下，往往由传教士医生以收徒的方式，训练中国生徒为医疗助手，他们逐渐掌握了西方医学知识，给传教士的医疗事业很大帮助，有的甚至独立行医，扩大了西医的影响。在这方而，伯驾也是先驱者，他是第一位培养中国医学学生的外国医生。到1838年，伯驾报告中提及己有三名非常有希望的年轻人为其助手，其中一位‘巳经能实施简单的手术’。此人应为关亚杜即（关韬）。关氏聪敏过人，西医眼科及外科技术水平提高很快，一年后即巳成功实施二十多例白内障手术，为病人成功地切除一个重达3磅的瘤子”。关亚杜的品行及医术颇得伯驾信任和赏识。1844年4月至9月，伯驾因参与顾盛使团外交事务而离开

医院期间，眼科医局交由关亚杜经营，病人并不因此而减少。四川总督不顾远隔千里，邀请关亚杜到成都给他做白内障手术。毕华德甚至认为关亚杜馆誉之隆，反在巴氏之上“巴氏”即指伯驾。1856年，清政府授予关亚杜玺品顶戴军医”，被委派到福建的清军中担任军医，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式军医。伯驾前后共培养十多位中国医学人才，以关亚杜最有成就。摊魏林回忆他在广州医院里见到的中国助手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是翻译。我耳闻目睹，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显示的才华，大为惊叹。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离开了医院，在广东省边远地区私人独立行医。这些最早掌握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国助手和医生，便成为中国医学业界的先导人。

但是，这种培养方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教会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伯驾己有建立医学校以培训中国医学人才的想法，嘉约翰最终将它变成了现实。1866年，嘉约翰设立附属于博济医院的“博济医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学校，由嘉约翰主持。博济医学校的学生，既有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开业的中医生。学校人数不多，1868年只有12名。1879年，博济医学校正式定名为“南华医科学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age ），学制3年，并于同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入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西医学校。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成立，嘉约翰把南华医科学校的部分学生转到该校深造，其中即包括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先驱者孙中山先生。

南华医科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医生。嘉约翰任校长期间，一共毕业了大约一百名西医学生，肄业离校的有50名。这一百五十多名中国西医医生，除大部分在广东各地行医外，还有的到其他省区开展医药事业，对西医及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南华医科学校创办以后，许多教会医院纷纷设立附属医学校，培养医学人才。教会大学兴起后，其中许多又设立了医学院。除医学教育外，各教会医院还出版一些医学书籍及教材，如博济医院前后就出版过42部医学书籍及教材，对传播西医学知识、培养医学人才贡献良多。正如陈邦贤所指出的: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小也。

综上所论可知，尽管伯驾等传教士在华从事医疗事业的主观目的是借助医学传教，然而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从传统医学向新医学的转变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自19世纪开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所出现的变革性的重大变化，正是注入这股新鲜血液的结果。而这一切，皆与医药传教的先驱伯驾有极深的渊源。以伯驾为代表的医药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医传教带动晚清中国医学近代化的进程，而伯驾也借此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改变中国的历史潮流，并成为这股浪潮中一朵闪耀的浪花。

1.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from Singapore to Japan，with a visit to Loo-choo（《从新加坡途经琉球前往日本考察日志》），该书介绍了这些岛屿及岛上居民，试图通过在英国受过教育的当地人的帮助，在日本开创传教事业，18开本；75页，伦敦：1838年。

2.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有关中国医院的陈述》），前言为写给爱丁堡皇家医学会副主席、医学博士约翰·艾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的一封信，32页；伦敦和格拉斯哥；1842年。

3.Fifteen Reports of Op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广州眼科医院的十五份报告》） 报告在广州和澳门不定期出版，有时间隔三个月出，有时半年，有时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独立小册子出版，同时也刊登在《中国丛报》第4~20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