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名医：祝味菊

祝味菊青年时候寄宿在姑父严雁峰家中。严雁峰家境富足，学识深邃，家中藏有大量中医书籍，祝味菊在所聘老师及姑父都不能穷其疑的状况下，遂遍阅家中各种典籍求解。此种传统的私塾式的教育使得祝味菊在中医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植下中医之根。

新兴院校教育的出现后，祝味菊后又考入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两年后赴日本考察医学。西方崭新的医学理论对祝味菊启发良多，并对他的医学观点和中西医汇通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祝味菊早年曾在四川成都行医，后因躲避战乱至沪悬壶，是“海派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祝味菊治学方而极其推崇仲景、景岳诸家，并提倡“术无中西，真理是尚”，是近代我国较早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倡中西医结合的医家之一，以善用附子而闻名沪上，其著有《伤寒新义》《伤寒方解》《病理发挥》《诊断提纲》等著作，其中以质疑问难方式与门人陈苏生编写的《伤寒质难》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

1．西为中用，融汇新知

由于受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祝味菊主张中医改革，提倡立足中医，融汇西医，以更好发展中医。祝氏认为，中医病因病机比较抽象晦涩，不如西医病理解剖之逻辑镇密，但西医却详于器质，忽于官能，故此，祝氏在《病理发挥》《诊断提纲》等书中以中西医汇通的思路，从西医的角度阐述了营卫、气血、六淫、七情、舌脉之象等，弥补了中西医二者之不足。祝氏根据临床客观实际，并结合西医病因学理论，辩证地将“邪”分有机之邪和无机之邪，并指出二者在外感发病中的相互联系。

2.首提八纲，重释六经

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源于《内经》，奠基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世医家对“八纲”亦有阐述。然而，真正首次创造性提出“八纲”一词的乃是祝味菊先生。同时，祝氏还对这四对辨证名词做了明确的定义，指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伤寒五段论，是祝氏在对张仲景《伤寒论》外感热病六经辨证认识的基础上，根据邪正相争之趋势所独创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一切外感疾病中，正气抗邪之趋势不外五种阶段，六经证候亦不出“五段”范围，即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此五阶段乃从正气之盛衰、抵抗之强弱来阐述伤寒之六经。可见，伤寒五段论与八纲学说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3. 本体疗法，治人为本

祝氏认为，医生治病，不外乎针对病原治疗和扶助人体正气以抗病两大方法，即所谓“治病”(祛邪疗法)与“治人”(本体疗法)。他认为“病原繁多，本体惟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大凡营卫不调之病，往往因生温放温之奋起调节而自愈，此所谓自然疗能也”故积极倡导本体疗法，且一直以“匡扶其自然疗能，控制其疾病”为主导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以“治人”为本的医学体系。

4．崇尚温阳，善用附子

祝氏受“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的影响，加之其自身中西医汇通思想，使得重阳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临床上，祝氏善用附子，甚至在外感病中也常以大量附子为主药，常可出奇制胜，屡起沉疴，故被誉为“祝附子”，这不仅仅是其临床用药之习惯，乃是与其对重阳学说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有关。

5．新解发热，重识性味

历代医家对发热之症，治疗上常以祛风、散寒、清热、化湿等祛邪疗法治之。然而，祝氏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客观认识到发热乃病原微生物所引起，其为机体抗病之正常反应，故对于发热，他并不以消除发热为目的，而是协助人体自然疗能以抗邪，治疗上主张调整阳气，维持人体适度之抵抗。

《祝味菊医书四种》由《病理发挥》、《诊断提纲》、《伤寒新义》和《伤寒方解》四书组成，此四书均刊于1931年，系《祝氏医学丛书》之一。《病理发挥》分概论、病理、病原三部分，概论部分阐述中西医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病理部分从西医病理学角度洋细论述中医的卫气营血障碍时机体发生的病理学改变，病原部分则专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致病之理。《诊断撼纲》分为脉理、征候阿类论述，举例主脉和兼脉共蔓十种，从气血两方面说明病理，在证候类型中比较注重舌的分析。《伤寒新义》重编《伤寒论》原文三百九十四条，并加注文，注文分“注”和“解”两部分，注解不引前人之说，均属祝氏心得体会，强调人体抵抗力，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作用，并以西医知识解释疾病的临床表现及转归。《伤寒方解》重编《伤寒论》一百○五方，并加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