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鼎

1919年就读于江津中学，因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而遭学校除名，后在家乡任家庭教师，同时阅读古典医籍，拜师学医。

1926年赴日本求学未成，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党组织派回重庆，先后在重庆、成都以行医为名，从事革命活动。

1929年6月，随川军旷继勋旅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转战蓬溪、南部一带。起义失败后，继续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省委工作，1950年调中央，任特级医师，从事中医管理、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等工作。

1964年以后，历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卫生部秘书长、部长助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保健医生、卫生部顾问等职。其间，曾亲聆毛泽东主席对医学工作的教导，与周恩来总理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王文鼎是中国著名的老中医，在中医研究、中医临床治疗等方面，有不少独到之处，被群众誉为“回春妙手”。

学术成就

王文鼎对经方应用常多彻悟医理，自出杼机。曾精辟论述《伤寒论》小青龙汤：“方中姜、辛、味三药一般当等量用之，注意适当调节升降开合；方中麻黄的运用亦有分寸，初病表实用麻黄，次用麻黄绒，后期喘而汗出用麻黄根，剂量可加重30g；初期桂枝、白芍宜等量，病久渐虚须白芍倍桂枝，仿建中，意在收敛。”其对经方研究之精深，可见一斑。

王文鼎对《千金方》、《外台》、《串雅外编》、《景岳全书》、《衷中参西录》等书所载有效方剂常应用裕如，常谓用药如用兵，医家当谙熟药性，切合病机，照顾全面。他对生药和炮制亦很熟悉，如谓制黄连，上焦火用酒炒，中焦火用姜汁炒，下焦火用盐炒，肝胆郁火吴茱萸炒，脾虚生大黄炒，足见其炮制药物之精细。

王文鼎临床选方注意法度准绳，加减化裁活泼圆通。一般处方药味不多，少则二三味，多则十来味，绝不随意开大方贵药。用药剂量，取决于阴阳盛衰程度和邪正力量的对比，佐使药轻投，如橘红用量不到1g，对主要药物常重用，如石膏清热，桑枝通络，黄芪固表，防己利水等，每剂常用30g左右。善于辨证，精于选方，巧于化裁，常可于平淡无奇的普通方剂中见大功。曾治疗一例重症神经性厌食的青年女患者，投以归脾汤加鸡内金、香附加减，健脾胃疏肝，调理半年而愈。

王文鼎诊断疾病主张人、病、证三结合，以人为主，整体观念，全面分析，辨证诊治。诊病强调必须四诊合参，对脉诊的应用尤有独特的见解，指出诊脉必须“静以观其象，动以察其体”。在明确六部脉和脏腑相应、各有所属的基础上，要以医生的三指动静结合来观察病人的脉象和脉体的变化。以医生的“静”来候病人的脉象，以医生的“动”来候病人的脉体。这种动静结合、体象并察的切脉法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王文鼎撰有《对于开展中医研究工作的商讨》和《对研究整理祖国医学的一点意见》等文章，分别刊登于《中医杂志》（1957年第4期）和《新医药学杂志》（1977年第9期）。

“但愿人皆寿，何妨我独劳。”王文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高超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赢得人们的称赞。

1975年治一刘姓患者，西医诊断为肺脓肿，久治未愈，怀疑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动员手术切除。王老诊后谓肺部化脓性病变有肺痈、肺疽之别，“痈有火毒之滞，疽有寒痰之凝”。该患者发病开始为半阴半阳证，迁延日久，气血虚衰，阴寒凝结，毒邪深伏，瘀血内滞，是为肺疽。治疗先用益气活血化瘀，佐以止血解毒，服25剂。改补气养肺活血止血法，又服15剂。瘀散血止，肺虚阴寒之象毕露，投以通滞温补开腠的阳和汤加味50余剂，拍片、化验检查正常，自觉症状基本消失，以健脾益气之品调理月余而病痊愈。

又如患者崔某，女，17岁，北京房山县社员，右足背肿物七月，破溃翻花一月半，被诊为右足滑膜肉瘤，建议小腿中下段截肢，并谓术后也只能多活一年半左右，患者家属不同意手术，于1973年9月27日至王老处医治。面对这样的病人，王老说：“帮助劳动人民解决难处，责无旁贷，我一定全面考虑治疗，尽一切努力保全她的身体。既然医院确诊是癌，我们要相信西医的科学性，但我们也要从中医治疗毒瘤、石疸、瘿瘤等方面来寻求有效方药。”通过辨证，他诊为石疽，乃阳虚阴毒内陷，气滞血瘀所致。治用温阳补虚以扶正，拔毒消坚、行气化瘀以祛邪。常服阳和汤、犀黄丸，外用鲜商陆根约一两，捣绒加少许食盐，涂敷翻花疽面，一日一换。

至1975年9月24日二诊，服阳和汤140剂，犀黄丸3料，外用商陆根15斤左右，疽面愈合，效不更方，以收全功。继服阳和汤，因犀黄丸难配齐，改用小金丹。后因未坚持服药，又受外伤而复发。又服阳和汤120余剂，外敷鲜商陆根及外贴阳和解凝膏20张。经三年治疗，滑膜肉瘤基本痊愈，透视拍片及化验正常。为杜绝复发，王老处方善后，嘱间日服阳和汤40剂，间日服小金丹26袋，每日一袋，外贴阳和解凝膏30张。治疗始终以扶正为主，兼以外治祛邪解毒为辅，标本兼顾，攻补兼施，扶正而不助邪，攻邪而不伤正，耐心调治，终收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