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御

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 “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辨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陵的再次推请下，黄元御着手笺释《素问》，至十一月书成，计十三卷，定名为《素问悬解》。此书中的“五运六气，南政北政”之说，大为发前人之未及。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日，黄元御完成《灵枢悬解》九卷，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用七日时间撰毕《难经悬解》二卷，此即所谓黄氏医书三种，合前八种，共计十一种。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黄元御不但深于医学，道学、经学造诣亦相当深厚。乾隆二十一年（1757）二月，他在从事医著之余还应友人澹明居士之请写了《道德经解》一书，诠释其哲理，发挥其奥义。本年六月，又在精研易理十余年的基础上完成《周易悬象》一书，阐发阴阳八卦爻辞变化之理。四库馆臣评其《周易悬象》谓“近人说《易》中，独可谓学有根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乾隆二十二年（1758），黄元御在行医、著述生活中因过度劳累，身体中虚，渐成重症，抱病回到故里，居于昌邑城南隅书斋，至乾隆二十三年（1759）九月十七日戌时，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四岁，归葬新郭祖茔。

医学

指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疾病的概念及其防治。其内涵主要是医疗。

医术：是术数，中国特有的象数哲学在医学上的应用。是以符号逻辑方法阐明自然界的规律及其普遍联系的自然哲学理论，它对于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医道

主要包函医学哲学。

历代德高望重有真才实学的老中医，都有文史哲的雄厚基础，而精通医学（广义）。故有“ 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这实际最形象地说明了医学巨匠大师们的知识结构。

黄元御，名玉路，以字行。又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子。清代山东昌邑黄家辛戈村人。为清代诸生，约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黄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素有才华，聪明过人，“诸子百家书籍，过目冰消，入耳瓦解”。而且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研究的人，自称“涤滤玄览，游思圹垠，空明研悟，自负古今无双”。不幸三十岁时患目疾，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自此深感医之重要，遂“委弃试帖”，弃举子业，“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刻苦攻读，溯本求源，理论结合实践，终于成为一代名医。这与他坚实的文史哲基础是分不开的。

黄元御的著作，已知有十四种，医籍十一种，已刊行八种（《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义》、《素灵微蕴》、《玉揪药解》），未刊行三种（《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另外尚有《周易悬象》、《道德经悬解》、《玉揪子堂稿》等非医学著作三种，这充分说明了黄氏熟谙黄老之学，精通象数易，而古代的《周易》中也没有直接谈到医。至明·张介宾才直接认为医乃是易用以研究人体之学。将医纳于易体系中。故此，黄氏是继景岳之后，又一位集“易”与“医”于一体之大成者。

黄元御对人体奥秘的研究，是以宇宙基本的真理大道为基础，以太极模型、阴阳、三五之道的五行为运筹和协原理，把气候、地理、医术各学科统一成整体，从而把人体生命本源的研究和天地之源的研究联系起来。黄氏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和源，“天人相应”说是祖国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故有“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的论述。同时，他用象数易的哲理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皮肉、筋骨、毛发、空窍、精神等都赋以阴阳的属性，并解释的透彻入微。

黄氏崇尚《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提出“未识天道、焉知人理”的见解，并做“天人解”，并以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及精神化生等十六个方面阐述了天人观。黄氏以太极精微，阐明五行精微，认可五行“皆以气而不以质”，指出“成质则不能生克矣”。并按照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成金，天九成之；天五成土，地十成之”的术数理论，来解释五行的生成数。指出阴阳的生成数，是出于阴阳匹配变化。从而论证了古人的“天地生成，莫不有数”的论断。同时对《尚书·洪范篇》“木曰曲直，金曰从革，火曰炎上，水曰润下，土爰稼穑”，及“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的记载，从秉气和气化方面作了解释。综上所述，由于黄氏对《周易》研究极深，从而洞悉了自然规律的真理大道，控制了术数运筹和协的原理，达到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和人事”的深度和广度。故此，在医学上有很大的成就。

黄元御学术精湛，极力奋进，著述宏伟，标新立异，敢创新说，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学者。他从习医开始至去世只有二十一年的时间，除去学习阶段和临床实践外，竟能完成著作十四部之多。纵观黄氏著作，剖析其学术思想，他推崇岐伯、黄帝、越人、仲景，并称之为四圣，称其著作“争光日月”。他对内、难、伤寒、金匮均有精辟的见解，确有“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感。

乾隆13年（1748年）黄氏著《伤寒悬解》十五卷。是书大旨，谓汉·张机因针灸刺法已失，而著作《伤寒论》以治外感之病。其理则岐黄越人之理，其法则因岐黄越人之刺而变通之。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制汤丸以疗伤寒守五味也。并以简篇多因失次，因之解其脉法，详其经络，考其变常，辩其宜忌，凡旧文之伪乱者，悉为更定。

乾隆18年（1753年），著《四圣心源》十卷。黄氏于《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五书，已各为之解。复融贯其旨，而著此书。这是一部以临床医学为主，结合基础理论的综合性医书，又是一部将医学（狭义）、医术、医道融于一体的医学著作。黄氏的学术思想，在此书中可窥其梗概。黄氏根据《内经》中“天人合一”的理论，而重点阐述“天人解”、“元气解”、和“六气解”。其在“劳伤解”中，极力阐发其“崇阳而卑阴”的学术观点，反对“贵阴贱阳”之说，虽言词过于偏激，但促进了学术争鸣，从而使各家学说竟相发挥，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同年，黄氏又完成了《金匮悬解》二十二卷的著作。黄氏谓：金匮治杂病，大旨主於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自滋阴之说胜，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其于四诊九候之法，解释颇详。

乾隆18年（1753年），著《长沙药解》四卷。黄氏根据伤寒一百十三方、金匮七十五方，合二书所用之药，共一百六十种，各为分析排撰，以药名药性为纲，而以药方用此药为目，各推其因证主治之意，颇为详悉，从而另辟径溪，开从药物性能研究经方之先河。

乾隆19年（1754年），黄氏著《伤寒说意》十一卷。黄氏根据《伤寒悬解》文简意奥，非读者所能通晓，故会通仲景大意，而后著此书，以开初学伤寒者之门径。

同年，黄氏尚有《素灵微蕴》四卷问世。以胎化、藏象、经脉、营卫、藏候、五色、五声、问法、诊法、医方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医案。其虽多处诋诃历代名医，但不失为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的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斯年，黄氏还有《玉揪药解》四卷问世。是书谓：诸家本草，其论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乃别择而为此书。故后人有评：大抵高自位置，欲驾千古而上之，故于旧说，多故立异问，以矜独解。

至于《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三种未刊行著作，据《四库全书》所述，黄氏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著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因参互校正，而作《素问悬解》十三卷。如五运六气南政北政，旧注以甲乙为南政，其余八干为北政。元御则谓天地之气，东西对峙，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并谓东西者，左右之间气，故不可言政，此南北二极之义，其论为前人所未及。同时，“亦以经文错简为说”著《灵枢悬解》九卷；以《难经》“旧本有伪，复多所更定”著《难经悬解》两卷。

黄元御以其高超的理论，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医学成就纵横捭阖于医林之中。尽管他对唐以后历代医家持有否定态度，“自命甚高，欲驾出魏晋以来医者上，自黄帝、岐伯、秦越人、张机外，罕能免其诋词者”，但就其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上，及其结合临床经验的大胆发挥，总结写出了多种有独特见解的传世之作，其影响是深远的，是无可非议的。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对黄氏的医学成就的评价，尚有中肯：“能读黄氏之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大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人生之大卫。”

黄氏是一位很有抱负而致力于学问的人，自其奋发于医术之后的数年，医名大盛，曾被诏为乾隆治病。并召为御医。黄氏一生非常勤奋，在他短暂的行医生涯中，编撰的医学著作达11种之多。这些著作主要有：《伤寒悬解》15卷，《金匮悬解》22卷，《四圣悬枢》4卷，《四圣心源》10卷，《长沙药解》4卷，《伤寒说意》11卷，《素灵微蕴》4卷，《玉楸药解》4卷，《素问悬解》13卷，《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另尚有《玉楸子堂稿》一书，为黄氏医案、杂著。

轶事一

授御医”及乾隆帝赐匾额——“妙悟岐黄”传说如下。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诏进时黄氏辞曰：“敝乃草民，不懂军臣大礼，恐万岁见责，有欺君之罪。”乾隆帝传谕：“免恕一切，至宫廷时对朕面只行叩首之礼。”并令侍官带奉银及绫罗缎匹为礼，再诏黄氏进宫。黄氏辞曰：“无功不受禄，敝乃布衣之士，岂敢接受。”帝怒，再赐以五品顶戴，按品赐银，再次传进。黄氏见再难推委，遂入宫。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侍官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无药可医，恐不久于人世。”侍官回奏，乾隆闻言心悦诚服，乃知其为良医，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去药毒，继服一帖治所病。”帝允诺，按方配服，病豁然而愈。乾隆帝大喜，赐以重金，元御皆坚辞不受，说： “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黄氏于太医院任职期间医术日益精湛，治愈多起皇宫贵族的疑难杂症，晚年更是著书立说，为中医学发展做出诸多贡献。乾隆二十三年黄元御于行医、著述中积劳逝世，归葬祖地。

此虽系轶事传说，然对黄元御医术之精湛，性格之清高，乾隆帝这位明君的性格处事等，描述得极为精辟。参之黄元御《四圣心源》自序：“帝眷之隆，何可恃也”，当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非纯系杜撰。

轶事二

黄氏乡居，以医负盛名。其女远嫁，生一子，出痘，势甚危，抱归求治。黄氏一见，即怒詈（li,音利），不过日晡（bu,读第一声，申时也），其速行！”其女长跪乞怜，黄氏不顾，呼人急驾骡车送之返。时赤日中天，舆人故迟迟其行，中途遇大雨，周身尽湿，舆人乃驾车回黄家，盖黄氏预嘱之也。时已日暮矣，黄氏率家人正伫立门外，灯笼相候，语之曰：“汝子生矣。此证内人已极，非用此法，不能挽救。吾默察天时，知今日午后必有大雨，故弄此狡狯（jiao kuai,音角快），不然，汝子岂能生哉！”遂处方与服，痘果透发而愈。

轶事三

黄氏尝夏月出行，有数人见其至，相与谋曰：“黄氏号为名医，吾侪（chai,音柴）盖试之。”一人故仆地，急招黄氏诊。黄氏曰：“此人仅能延数刻耳，哀哉！”群嗤之以鼻。黄氏曰：“毋！听其预言。汝等初意，乃与余为戏也，不知今当夏月，湿热交蒸，此人仆地之时，热毒之气已从口鼻吸入，内又有肠胃之病，感之而发，其来也暴，非药石所能瘳（chou,音抽）矣。”众不信，黄乃行。未几，其人果腹中绞痛，不数时即毙。人皆嗟叹，共称黄术如神。

轶事四

黄元御五代传人麻瑞亭（1903—1997），早年听其业师李鼎臣讲述过黄氏诊病轶事一则，简述如下。

时年黄氏在太医任上，沈阳一王爷之子病笃，遣人诣京，求乾隆帝委太医往诊，帝即命黄元御前往。即日起程，乘轿奔赴，夜不住驿，轿中假寐；食不下轿，果腹而已。至沈阳，直奔王府，报名而入，径往正堂，王爷降阶相迎。方落坐，黄氏未及请问，王爷即欲述其子病情。黄氏曰：“臣进府时，闻东厢有呻吟之声，可是小爷？”王爷对曰：“正是。”黄氏曰：“无须诊视，其肺已腐烂不堪，无药可医，惜哉！”王爷闻言，面露惊愕之色，旋即面如冷铁，起身曰：“先生少坐，本王去去却回。未几，侍者捧一盘呈与堂，视之，其内耐一腐烂人肺也，浊血流溢。黄氏大惊失色，方欲问其故，王爷已手握匕首而至，双手及利刃尽染血污，抱拳稽首曰：”先生神明，本王佩服！适才已将犬子杀之，此乃其肺也，果如先生所言。”黄氏惊倒在地，面如土色，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稍定，乞归。王爷允请，黄氏即刻起程，形容一如赴沈急促之状。至京，拜表奏乾隆帝诊病及王爷杀子始末，谢罪并乞归故里休养。帝不究其直言之罪，好言抚慰，准其所请。未及陛辞，即匆匆返籍，病卧不起。其子请问病由，黄氏祥告之，并曰：“为父已胆破神伤，医药无及，尚有百日阳寿，速请好友故旧一决！”果百日后而逝，时年五十有四。

按：《丹徒县志》载，有显贵延视女病、不知其在室也，断为孕，且言必男。少顷，已剖腹出胎来示。大惊，“耳遂聋”，名益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九峰，呼称王聋子的来源。而非黄氏之经历。

轶事五

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鉴于第一次金川之战大批清军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致使战斗力低下、伤亡惨重的情景，据说乾隆皇帝认为军士病症皆是经络不通，气血不循，正气不足造成，所以着尊经派的太医院御医——黄元御署理川军军医馆——久真堂，提供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

临危受命的黄元御仔细了解了藏区的气候，官兵高原缺氧和高寒以及流行的伤寒、咳嗽等形象，予以将宫廷的秘方、宫廷中御药房中治疗肺病、咳嗽最好的药材和藏区的虫草、贝母、红景天等等名贵药材为伍，又使用人参、天麻、鹿茸、灵芝、桑黄等名贵滋补药材作为强劲官兵体魄的药引子，还把宫廷御药房银质药具和部分宫廷御药房作人一同前往成都，秘制出各类强劲体魄，提高免疫力，抗高原低氧环境的膏、丹、丸、散用于清军携带服用，以克各类低氧、伤寒、咳嗽、倦怠、疲惫等病症。期间黄元御通过了解士兵症状和用药效果，完善和补益了他的《长沙药解》的著作。所幸，杂谷土司之乱很快平定，但是军医馆——久真堂的秘制膏、丹、丸、散在驻军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获得了很高的赞赏，皆尊奉黄元御为久真堂的创始祖师爷，在军医馆的大堂悬挂乾隆手书褒奖黄元御“妙悟岐黄”的牌匾为荣，军医的医师皆自诩御医之门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中，定西将军阿桂首先整肃兵马，除了在汶川、打箭炉驻军沿途设置多处汤药处，遵照已过世黄元御为久真堂留下的各类研究方略，制造各类抗病膏、丹、丸、散剂，还特选13位军中勇士，根据不同体质用黄元御留下的医方调配，用上等的藏区虫草、贝母枇杷膏等给予服用。13位勇士服用该配方后非但昼夜不倦不病，反而越战越勇，最终取得胜利。乾隆大喜下特意褒奖久真堂上下医师。并准许悬挂着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妙悟岐黄”牌匾，遵照“仁道药济”的行医理念济世救人。

黄元御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