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距今约50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中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淮河下游以南的今豫、苏、皖交界地区的蚩尤部落（苗蛮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炎黄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山海经》中曰灵山）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蓄水冲了蚩尤寨），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东夷部落联盟，并使东夷集团同自己的炎黄集团互结为同盟，形成了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炎黄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发生于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之间，通过这场战争，黄帝战胜了炎帝，炎帝归服了黄帝，从而形成了炎黄部落联盟，同时黄帝取代了炎帝在黄河流域各部落中盟主的地位。因此，这场战争是华夏族形成的奠基之战与关键之战。

这场战争的原因既有争夺领导权的因素，还有争夺宜农土地的因素。原来，黄帝与炎帝原先居住的姬水、姜水一带因黄河泛滥，逐渐不再适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这样黄帝就首先带领部落开始东迁。据史学家考证，黄帝先是沿着北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之后又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沿着桑干河来到现今张家口市涿鹿一带。

华夏形成

华夏是古代中国中原及其以东地区各部族的联合称谓，即对“诸华”和“诸夏”各部落的合称。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炎黄时期，中原周围地区古代的部族可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炎黄集团在涿鹿之战中战胜蚩尤之后，苗蛮集团向南方收缩退却，炎黄集团则东进和东夷集团融合，形成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到春秋时期又基本和南方的苗蛮集团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夏族以炎黄族和东夷部落联盟为主体。炎黄两部族最初居住在陕西，融合后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黄帝族方国群。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较多炎帝族方国。他们在东进过程中，和东夷部落联盟不断融合，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为争夺大华夏部落联盟首领而进行的战争，炎帝族战败，和黄帝族融合，炎黄势力壮大。其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苗蛮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和原来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集团容合。上古大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据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

重要贡献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中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中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事实上炎帝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它代表的是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自然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故事新解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农业方面

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由渔猎转入农耕的氏族部落，炎帝神农氏族创造了中国的农业文化。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操作。中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农业书籍

与农业相关的部分著述（据严可均辑录《全上古三代文》：

《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群书治要》《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

《神农之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管子·揆度》）

《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文子·上义》《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又《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食货志》晁错引《神农之教》）

《神农占》：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四月四日，风从东来，植豆善。西来，四日至七日，中豆善。七日至十日，稚豆善。十四日无风，不种豆。从冬至日到来年，满六十日，有大风雨折树木，麦大善。从平朔至食时，植麦善。至日中，中麦善。至日入，稚麦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种。四月朔日，风从东来，从平明至辰时，植黍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黍善。月朔日入，清明蚕善。正月有甲子，籴初贵後贱。正月上辛，温者善，风寒者不好。（《开元占经》一百十一）

据《庄子·盗跖》记载：“神农之世，卧则民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据此而言，炎帝神农氏生活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吕氏春秋·爱类》又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这说明炎帝神农氏时代又已出现“身亲耕，妻亲织”的家庭形式，这又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生的标志。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时代是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明初创的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并按照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进行推断，这个时代距今6000年至5500年左右，早于黄帝轩辕氏时代数百年，而某些史书中所记载的炎帝、黄帝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乃至黄帝降服炎帝的说法，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

文化方面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黄河流域，尤其是渭水流域为主，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既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成果，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制陶方面

在考古中，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参考。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大方的方向发展，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

贸易方面

原始社会物质生产的充盈，带来了产品的剩余。从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炎帝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开始萌芽。《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说炎帝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剩余产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加速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奴隶社会的私有制转变，为孕育新的社会体制埋下了伏笔。

中医学方面

《淮南子》记载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路史.外纪》亦云：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害，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韩非子·五蠹》说："民食蛤，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记载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及先民们在采集活动中，逐渐发现，由于误食了某些动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动植物，能消除或者减轻身体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现象。在渔猎生活中，又发现，吃了某些动物的肢体、内脏，能产生特殊的反应。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便能逐渐辨识许多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功效，遇到患有某种疾病，便有意选择某些动植物来进行治疗。正是这种以身实践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中国中医学的基础，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学文化。后人为了纪念他，将中国的第一部医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

社会文明方面

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不再为了生活四处迁徙，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带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齐俗训》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天下为公、团结友爱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从发掘出的墓葬来看，当时以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且在婚姻制度上有了缔结和嫁娶之礼，使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人们对家庭的道德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

其他研究方面

同时，原始农业还带动了人类对天文、地理、气象的研究。在原始社会里，刀耕火种在很大一方面只能望天收，遇到自然灾害，就有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对于炎帝神农氏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史书曾有详细的记载。《白虎通》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历日”。《主术训》云："昔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时尝。"这无不反映出当时为了获取更好的收成，人们对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的研究，这也成为原始社会开拓农业文化的泉流。

传说之一

一次，神农氏采药尝百草时中毒，生命垂危，他顺手从身旁的灌木丛中扯下几片树叶嚼烂吞下去，用以解饥疗渴。奇迹出现了，这几片树叶救了神农氏的命。于是，神农氏将这种树叶命名为“茶”，并倡导植茶、喝茶。

现代科学证明，茶叶的茶单宁等物质的确能抗菌杀菌、消炎解毒，而且具有防癌功能。

传说之二

神农氏在神农架采药时，登上了具有仙境之称的燕子垭、天门垭，继而攀登回生寨，以便将回生寨的七十二种还阳药记入他的紫竹简——《神农本草经》。据传说，这回生寨的还阳药起死回生，所以称之为“回生寨”。当神农氏在跨越回生寨中一座独木小桥时，他不慎将《神农本草》竹简失落桥下，此桥因而得名“失书桥”。神农氏正处在惋惜为难之际，忽然从碧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上了天庭，成了“药仙”。回生寨从此一年四季香气弥漫，遂改名“留香寨”。

炎帝故里

因为炎帝神农（Yandi；Yan Emperor）并不单是一个，而是对这一时期多个早期华夏族杰出部落首领的统称，这些人可能距今6000年至5500年之间活动于姜水之岸（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其后部落发展扩大，迁徙并活跃于山东菏泽、湖北、湖南、山西等地，均是炎帝故里。

这反映了神农部落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中以宝鸡的炎帝陵为第一代炎帝的陵墓。宝鸡是早期华夏部落联盟主干——炎帝部落（华族）的发祥地。第一代炎帝生于常羊山蒙峪沟，长于姜水，是农业之神，医药之圣，因以火德王，故名炎帝，号神农氏。《白虎通义》中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一代、二代炎帝均生活于陕西宝鸡姜水之岸，其后，炎帝部落壮大辐射到其他地区，后代炎帝活跃于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随州、山西高平等地，使这些地方都留下炎帝陵。

陵祠

炎帝神农氏“以姜水成”，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如今的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炎帝陵（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Yandi in Zhuzhou）。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享有“神州第一陵”之誉。它坐落于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9公里处的鹿原陂。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十大文化遗产、新潇湘人文八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湖南省最佳景区。炎帝陵祭典被列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根亲文化盛事。主要建筑有炎帝陵殿和神农大殿。炎陵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陕西宝鸡也有所谓的炎帝陵，但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如炎陵县的炎帝陵，亦没有得到历朝历代的官方认可。近些年来，为了统一华夏儿女的爱国爱民族情感，有识之士已经多次呼吁中央要尽快出台炎帝陵的法律地位，以免给人一帝多陵之错觉，给华人朝觐带来混乱。

行宫

炎帝行宫是一处重要的炎帝遗存，位于山西省高平市东北14.5公里的故关村。

该宫建于村中偏南，创建年代不详，至迟在明代已有。坐北面南，单进院。现有正殿、午台、圣贤殿等。正殿三间，进深六椽，前殿悬山顶。院内现存，明、清碑四通。

据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重修炎帝行宫碑”记载：“神农炎帝行宫磐基在故关里村前，肇基太古，无文考验，祠在换马村东南，现存坟冢，木栏绕护，然祠与宫相去几百余步也。”

湖南炎陵

位置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

记载

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代罗泌撰《路史》就记述得更具体：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地方史《酃县志》记载，此地西汉时已有陵，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兴，邑人担心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代，佛教传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兴寺”，然而陵前“时有奉祀”。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沿革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67—983年），朝廷将事官虑炎帝陵地僻路险，舟车不便，奏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宋太宗诏许，即移鹿原陂炎帝庙于茶陵县城南五里处。此后凡二百余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均在茶陵县城南炎帝祠庙进行，鹿原陂炎帝庙几近湮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炎帝庙，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奏请朝廷，废陵前唐兴寺而重建炎帝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后，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属酃县境地，隶属衡州府管辖。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宋代以后，元代近百年间，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动，而未有诏修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有关炎帝陵庙的修葺，史书记载颇详。较大规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这次重修是在原庙旧址上拓宽兴建，基本上改变了旧庙原貌。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县县令派人于路旁募款，发起重修。新庙规模虽因循旧制，但庙貌大为改观。

清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有据可查的约有9次。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南明将领盖遇时部进驻炎陵，屯兵庙侧，炎帝陵庙惨遭破坏。是后，当地官民士绅及时进行了补葺，但由于战争频仍，资金缺乏，修葺未能完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圣祖玄烨遣太仆寺少卿王绅前来炎帝陵告灾致祭。王见陵庙栋宇损坏严重，入告于朝，奏请修葺，圣祖准奏。由酃县知县龚佳蔚督工，整修一新，但是未能恢复前代规模。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知县张浚奉文动用国帑，按清王朝公布颁行的古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陵庙也统称陵殿而正其名。这次修建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形成了“前三门——行礼亭——正殿——陵寝”的四进格局。整座陵殿为仿皇宫建筑，气势恢宏，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特色。

清朝最大的一次修复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由知县俞昌会主持、当地士绅百姓募资捐款所进行的一次重修。重修工程自孟夏开始，年底竣工，费时 8个月有余。这次重修后的炎帝陵殿，高大宽敞，金碧辉煌，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各附属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与主殿相辉相映，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为炎陵山增添了无限秀色。

民国年间，炎帝陵殿的修葺活动，据有关文字记载有4次：第一次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酃县知事瞿燮捐资百元，连同炎帝陵修葺费14元，交人筹措修复，土木将兴，旋因湘军驻陵侧，以至无法施工而作罢。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连年兵祸，陵庙倾圯在即，酃县政府再次呈文请修，湖南省政府拨款500元，令县长欧阳枚鸠工修葺。第三次是1936年。酃县县长夏礼鉴于“炎陵殿宇年久失修，多已损坏”，于年初组建了修复炎陵筹备委员会。但是半途而废，修复计划未能实施。第四次是1940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主持的一次大修。1940年日军犯西南，为防患于未然，薛岳拟将省政府迁酃县炎陵山。是年春，拨专款于炎陵山修建省政府机关办公用房和员工宿舍，修筑了茶陵至酃县炎陵山的简易公路，同时对炎陵殿宇进行了全面修葺。

新中国成立后，炎帝陵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除夕之夜，因香客祭祀焚香烛，引燃殿内彩旗，不慎失火，致使炎帝陵正殿和行礼亭被焚。炎帝陵殿被焚以后，重新修复炎帝陵殿已成为广大炎黄子孙的强烈愿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复条件日趋成熟。1986年 6月28日，由酃县人民政府主持，陵殿修复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到1988年10月胜利竣工。重修后的炎帝陵殿，规模较前稍有扩大，整个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分为五进：第一进为午门，第二进为行礼亭，第三进为主殿，第四进为墓碑亭，第五进为墓冢。殿外修复了咏丰台、天使馆、鹿原亭等附属建筑。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重檐翘角，气势恢宏，富有民族传统风格。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修炎帝陵后，国家和省、市高度重视炎帝陵建设，先后投入资金1亿多元，自1994年起自今，株洲炎帝陵已举行了8次全球华人公祭炎帝活动，甚至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在湘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呼吁将炎帝陵公祭列入国家级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