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照

      鉴真大和尚从唐天宝元年（742）至十二年（753）,应邀东渡弘法,历时12年,其间始终不渝地跟随鉴真的除中国僧人思托和祥彦,还有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祥彦和荣睿病逝于第五次东渡途中,思托和普照则一直随鉴真到达日本。可以说,除中国僧人外,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在鉴真东渡成功和文化传播中起到了特殊作用。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鉴真是不可能实现东渡宏愿的。

      唐开元二十年（732）,日本派出第九次遣唐使团。在来唐国的留学僧中,荣睿和普照有一个特殊使命——聘请传戒高僧。佛教规定,出家人要经三师七证授戒,至少要三师二证授戒,方可取得僧牒,成为真正的僧尼。自从佛教传入日本后,因为缺少律学精深、德望卓着的高僧,僧人出家一直不能实现三师七证正规授戒,私度、自度出家成风,以逃避劳役和赋税。这种放任自流的受戒出家,导致僧徒冒滥,品质低下,乃至有人违法犯科,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的利益。为了整顿僧伽组织,确立戒律传授和奉持制度,日本知大政官舍人亲王和佛教界领袖人物隆尊特地挑选了荣睿和普照两位优秀年轻僧人,担负到中国邀请大德高僧到日本传授戒律、弘扬佛法的重任。荣睿和普照表示:为了完成邀请传戒高僧的使命,不惜生命。他们就是带着佛教界的使命,踏上佛教兴盛、戒律完备的大唐国土的。

      荣睿、普照在洛阳、长安学习10年,经鉴真高徒道航推荐,特地到扬州邀请高僧鉴真。鉴真是仰为天下400余州授戒之主的律宗大师、宫廷授戒师道岸和三次应诏入朝任宫廷授戒师弘景的授戒弟子,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江淮之间,独为化主”这样的大德高僧,完全可以担当整饬日本戒律的历史重任。于是,道航应请陪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玄朗、玄法,高丽僧如海,唐僧澄观、德清,风尘仆仆赴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荣睿、普照顶礼大和尚足下,呈述了日本因无授戒大师像唐国这样正规授戒,造成佛教的混乱现状。并说:“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日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之运,愿大和尚东游兴化。”荣睿、普照又说,他们是受亲王之命来唐国邀请弘法高僧的,恳请大和尚东渡弘法,传授戒律。鉴真为日本朝廷和荣睿、普照的诚心所打动,愿意接受邀请,东渡弘法。与此同时,他又想起传闻中国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长屋王崇信佛法,造千袈裟施舍中国大德众僧,并在袈裟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由此看来,日本确是一个佛法兴隆有缘之国。既然日本朝廷派荣睿、普照来请,我们应当去这个佛法有缘之国弘扬佛法。促使鉴真决心东渡还有一个因素,唐玄宗登基之后,不像武则天那样兴隆佛法,而是积极弘扬道教,全国出现了“扬道抑佛”的状况。鉴真决定去日本弘法,弟子中有人劝阻,说沧海淼漫,百无一至。鉴真却坚定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表示愿意东渡,遂有道航、思托、祥彦等21位弟子响应,愿陪师父渡海。

      鉴真一行造船、备粮、筹办物资、物色工匠和水手,万事俱备,正要出发东行时,因高丽僧如海学识不足,品行不端,被排出东渡人员之外。一怒之下,如海向官厅诬告道航、荣睿、普照、玄朗、玄法等人与海盗勾结,不久将洗劫扬州。当时东南沿海,盗贼蜂起,朝廷正全力围剿。扬州临海,正受到海盗威胁,得知有人与海盗勾结,洗劫扬州,官府大为震惊,遂将道航和几位日本僧人抓获,打入牢狱。官府后来查清事实,责令诬告的如海还俗,而荣睿、普照等日本僧人地方官府不好处置,必须上奏朝廷,关了4个多月,得到朝廷的批准后方才释放。

      荣睿、普照虽然受了牢狱之灾,但邀请鉴真东渡之心未改。道航、玄朗、玄法等人蒙冤出狱之后,不肯再冒风险随鉴真东渡,先后离开了扬州。而同样蒙受牢狱之灾的荣睿、普照依然来到鉴真身边,继续诚请大和尚东渡日本。荣睿、普照这种为了弘法,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鉴真。他当即安慰说:“不须愁,宜求方便,必遂本愿。”鉴真的东渡决心,对荣睿、普照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宽慰。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荣睿、普照出狱之后,也和玄朗、玄法一样贪生怕死,离开扬州,鉴真也就谈不上第二次东渡了。

      第二次东渡船沉大海,围困孤岛、水绝粮尽的鉴真一行,被明州官府搭救安置在阿育王寺之后,鉴真应邀赴越州、杭州、湖州、宣州讲律授戒。他的德学受到更为广泛的推崇。当越州僧人得知鉴真还要冒风涛之险东渡,纷纷前来劝阻,可鉴真东渡的决心未改。眼看劝阻不下,他们联名向官厅报告,说两个日本僧人诱骗大和尚偷渡日本。只要将两个日本僧人提起来,押送京都,鉴真也就东渡不成了。官厅认为诱骗鉴真偷渡是有违国法的犯罪行为,立即派人捉拿荣睿和普照。结果普照躲藏起来,逃过劫难,而荣睿被捉。地方官府是不好处置外国僧人的。于是给荣睿戴上枷锁,押送京城。荣睿本来身体不好,长途押送,病倒于杭州,保释治疗。后谎报病死,得以逃脱。一番周折,荣睿拖着病体又悄悄回到阿育王寺,和普照一道恳请鉴真再行渡海。两位日本僧人这种为了佛法不畏风险、不惜生命的可贵精神,深深打动了鉴真和随行弟子,更加坚定了东渡信心和决心。《唐大和尚东征传》说:“荣睿、普照等为求法故,前后被灾,艰辛不可言尽。然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大和尚悦其如是,欲随其愿。”鉴真等人就是被荣睿、普照这种执着的求法精神所打动,立即着手第三次东渡。为避越州僧人耳目,鉴真不从近便的明州出海,而改道福州,遂派法进等人先赴福州买船备粮采办物资。紧随其后,鉴真也率中日弟子翻山越岭前往福州。扬州弟子灵佑得知鉴真九死一生之后,还要东渡,舍不得师父再冒风险,便联合扬州诸寺三纲联名向地方官厅请愿,请求官府挽留鉴真,不让他再行渡海。官府遂派捕役沿途追踪,终于在温州禅林寺截住鉴真,将鉴真及众弟子“押护”回扬州,安置在龙兴寺。并令龙兴寺执事僧人严加防护,不让鉴真再行东渡。

      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也与鉴真一道回到了扬州。他们考虑到,官府之所以要对鉴真严加防护,就是怕他再行渡海。如果他们两个日本僧人仍然留在扬州,留在鉴真身边,官府就不会放松对鉴真的严密监视,当然也就不可能再行东渡,于是决定暂时离开扬州。他们将暂离扬州的想法告诉鉴真,鉴真表示同意。但同时表示不管遭遇多大挫折,他的东渡之心不变。

      荣睿、普照没有顾及风涛之险、牢狱之灾,在 扬子江畔的同安郡（今安徽安庆）整整度过了三年岁月,于天宝七年再次来到扬州,拜见鉴真,共商东渡大计。鉴真深深为两位日本弟子不畏艰辛、不怕牺牲、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立即着手第四次东渡。六月二十七日,鉴真率领僧人、工匠、水手67人,又开始了出海东行的壮举。

      这次东渡,不仅遭遇和往常一样的惊涛骇浪,更遇到惊险万状的蛇海、飞鱼海、飞鸟海和海盗的袭击,几番搏斗,累得满船人昏昏沉沉,躺在舱板上呻吟,几近渴死饿死。许多感到绝望的人将怨气发泄到邀请鉴真渡海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身上。荣睿、普照毫无怨言。普照硬是挺起身子,咬紧牙关,艰难地爬着给躺在舱板上的人一个个分发生米维持生命,普照的诚心和毅力无疑是一副强心剂,深深感动了所有已经绝望的僧众,于是大家咬紧牙关,与死神搏斗,熬过难关,继续航行,最后船只竟飘到海南岛最南端的振州（今海南三亚）。

      鉴真一行在海南岛度过一年多,身体恢复后,又渡过琼州海峡,经过辨州、罗州、白州、藤州、象州,千里迢迢来到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一年后,鉴真又应广东太守卢奂邀请,赴广州传授戒律,并想从广州出发渡海。途经端州（今广东肇庆）时,积劳成疾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在龙兴寺。一个日本僧人,为了兴隆日本佛法,壮志未酬便客死他乡。这种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大无畏精神,使鉴真深为感动,也更坚定了东渡的决心。鉴真的弟子,也为荣睿这种为佛法献身的精神所打动,决心追随鉴真,再行渡海。

      鉴真本以为广州是个大商港,一定会有前往日本的船只,准备从广州再行东渡。结果事与愿违,没有遇到去日本的便船,只好等回扬州再说。

      普照失去了在唐土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亲密伙伴,眼看鉴真又是60开外的垂垂老人,双目也染重疾,感到东渡无望,途中便去了阿育王寺,等待遣唐使船回国。鉴真一行经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兜了南国一个大圈又回到扬州。

      回到扬州的鉴真,已是身心疲惫,心力憔悴。毕竟已是60多岁的老人,如再拖上几年,即使有东渡之心,也无东渡之力,东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更何况东渡的得力助手荣睿、普照也都离他而去,东渡更是没指望了。

      唐天宝十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船来到唐土明州。居住在阿育王寺的普照时时在打听去日本的便船和日本遣唐使船,当他得到遣唐使船到了明州的消息后,很快便去向遣唐使团详细叙说邀请唐国高僧鉴真五次东渡五次失败的情况,希望大使回国时邀请鉴真同行,并提供了几位高僧名单。遣唐使答应了普照的要求。

      遣唐使邀请鉴真去日本,一定要得到唐国朝廷批准,否则是不合法的。回国前,遣唐使按照普照提供的鉴真和其他五位僧人的名单,禀奏玄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玄宗皇帝并没有反对,但他提出再派几位道士去。日本不行道教,为不让玄宗皇帝扫兴,特地留下春桃源等四人在唐国学习道士的方技,将邀请鉴真一行的奏章收回。他们在回国途经扬州时,亲自会见鉴真,邀请他率弟子随遣唐使船去日本。鉴真欣然同意。鉴真一行到达汇合地点黄泗浦不久,普照应约也从明州阿育王寺赶来,陪护鉴真等人一道随遣唐使回国,终于完成了邀请鉴真东渡的使命。

      鉴真到达日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天皇很快发下圣旨:“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受戒传律,一任大和尚。”随后,又敕授鉴真、法进、思托、延庆、昙静、法载、义静和日本僧人普照“传灯大法师”位。

      不久,鉴真便在东大寺卢舍那佛前立戒坛,鉴真、普照、法进、思托等为师证,为圣武天皇及皇后、皇太子及文武大臣授戒。这是日本第一次以三师七证正规授戒,仪式隆重,盛况空前,成为日本佛教史上极为轰动的一大盛事。此后,又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鉴真更是声名远播。

      鉴真的三师七证正规授戒,虽然得到朝廷的欢迎和支持,但也受到原来坚持“自度”、“私度”授戒仪式的佛教保守势力的反对。日本颇享盛名的僧人贤璟、志忠、灵福等首先站出来竭力反对和排斥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甚至有人辱骂鉴真,这对鉴真弘法传律活动的开展无疑是一大阻碍。整顿佛教,也和一切改革一样,总会遇到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种种阻力,冲破这种阻力,决不能单纯采取强制手段,要通过说理诱化,方能服众。日本佛教虽然戒律不严,但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要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单靠朝廷下几道圣旨,抑或靠几个中国僧人硬行推行本国的僧伽制度是不行的,关键是要通过阐明教义,以理服人。鉴真便采取这种不以势压人,以理服人的和善方式,增进与日本僧人的团结,他决定与保守派进行一次辩论,通过平等的辩论,以理服人,化解矛盾,增强团结,光大圣教。普照是公开辩论的支持者,他怕鉴真等人语言上有障碍,不能讲流利的日本话,使辩论受到影响,便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说:“各位来日本不久,不能熟练地讲日本话。我怀着对鉴师的虔诚,对大和尚的忠心,愿以留学僧之名,出面辩论,万望大和尚允诺。”鉴真对普照的表态十分钦佩,当即同意他为代表出面辩论。在这次挤得水泄不通的辩论会上,普照以在唐国学习所见所闻和亲身体会,精辟地阐述三师七证授戒的意义,宣扬唐国佛教的兴盛状况,认为只有依照唐国的正规授戒形式,日本佛教才能克服混乱状况,从而走上正规,走向兴盛。同时,他还无可辩驳地回答了贤琮等保守派提出的种种质疑。普照说理清楚,论据确凿,听众无不赞叹。驳得贤琮一方一个个哑口无言,一片沉默。鉴真也在辩论会上阐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光大日本圣教的愿望。辩论过后,贤臻一方当即起身俯首,表示决心放弃旧戒,接受鉴真大和尚授予的新戒。这次辩论,不仅使鉴真声誉更高,普照也名声大振。此后,“凡经鉴真授戒者,方始为国家公认之僧尼”之说,在日本广为传开。

      回顾鉴真东渡的全过程,以及鉴真到日本后的传律讲律活动可知,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说,没有荣睿、普照的诚恳邀请,没有荣睿、普照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鉴真是难以东渡成功的,也难以在日本顺利地进行讲律授戒活动。日本僧俗在赞颂鉴真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荣睿、普照的伟大功绩。日本专门兴建了真福禅寺,供奉荣睿塑像,同时也供有他的恩师鉴真像;对普照的功绩也作了充分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思托在《延历僧录》中说,日本僧尼能够像唐国那样严格依照戒律持戒,是托了普照的福份。乃至说日本僧尼即使每日礼拜普照,也难酬其功。此言是恰如其分的。在中国,在广泛宣传鉴真的同时,人们也没有忘记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的功绩。邓小平在《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一文中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国宝鉴真像郑重地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这是一件具有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人们发扬鉴真及其日本弟子荣睿、普照的献身精神,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作不懈努力。”赵朴初在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碑文中对圆寂东渡途中的荣睿也给予高度评价。在荣睿圆寂的广东肇庆,还建了纪念亭,立了纪念碑。赵朴初在《荣睿大师赞》中写道:“矫矫睿师,卓起东陆。倾心弥天,绍愿长屋。十年唐土,行坚志笃,……智炬东流,命终不辱。功施两邦,永灿朝旭。”荣睿和普照已与鉴真紧紧连在一起,成为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得到人们的普遍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