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荣：做好四个“重点继承” 克服中医“西化”

孙光荣，第二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创始人之一，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世中联（北京）远程教育科技发展中心主席，中华中医药学会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健康指导首席专家，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政协湖南省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常委。

随着社会对中医药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服务能力的提升，中医药行业面临着必须思考、必须回答、必须实施的问题：如何克服“西化”的倾向而保持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这是关乎中医药生存空间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继承同创新一样，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

继承，是基础，是源泉。绝不可一提“继承”，就认为是“古老旧”，就是“怀古复旧”。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所有继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中医药学的继承，是一个系统工程。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继承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括师承教育、文献整理研究、文化科学普及等。需要制定和明确继承条件、继承途径、继承机制、继承办法、继承归宿。近30年来，为了让中医回归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在中医药学的继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如何更全面、真实地承续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继承目标，健全继承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继承”，达到四个“有效提升”：

第一，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有效提升中医认知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医药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正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直面人类预防保健和治疗疾病的现实需要，不断继承、勇于创新，才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前景辉煌的中医药学。今天，在医药学面对更严峻挑战之时，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医药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更加理性地深思中医药学产生的本源，走特色发展之路、科学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包括三才、变易、中和、意象等等，在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学乃至兵学、农学、医药学、建筑学、星相学、堪舆学之中，都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中华文化的灵魂。然而，在现今中国，“西化”是不争的现实。如果不彻底改变现今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教育、科研、临床中仿效西医的状况，也将会像古建筑学那样，只存建筑物而失去了建筑思想、设计、技术、工艺、参数，中国人将来就只好看着自己民族瑰宝丢失，中医药的神奇疗效将成为传说。因此，中医药学的继承，首先就必须正本清源，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

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的关键，在于对历代中医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阐释，也就必然需要开展对中医药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训诂、释译等专项研究。这不是可以采取人海战术就可以达成的，必须确立《中医通典》、《中药通考》、《中医通史》等大型中医药文献研究项目，集中全国中医药文献研究的优势力量，进行系统、艰苦的探索，力争在五年至十年内精准回答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如：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如何认识与掌握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思想？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辨识健康与疾病？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提出和实施“治未病”？中医根据何种理论、实践建立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认知中药的气味、性能、功效与归经？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创造了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等等。如果不能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中医临床将始终是依赖西医诊断，给予中医配方，中医药特色优势也就随之淡化、消失。唯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的认知能力。

第二，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

中医健康服务之“法”，包括诊断之法、治疗之法、养生防病之法。

中医诊断之法，主要是司外揣内、审症求因。从司外揣内而言，主要是望闻问切之法。望法，又分为望气、望神、望形、望色、望舌、望体之法；闻法，又分为闻声息、闻气味之法；问法，又分为直接询问、间接询问、启发询问、追因询问之法；切诊，又分为脉诊、按诊之法。从审症求因而言，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精辨证、运气辨证之法。采用四诊合参，运用各种辨证纲领，通过辨证，以求证候诊断精准。

中医治疗之法，主要是外治、内治、正治、反治之基本方法。无论外治、内治、正治、反治，都必须首先明确治则治法。治则治法源于中医基本理论，是中医临床治疗的纲领和准绳。

中医治则，就是中医治疗病证的基本原则，如“燮理阴阳”、“调和致中”、“扶正祛邪”、“补偏救弊”、“治病求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同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治则统领治法。

中医治法，在外治、内治、正治、反治的基本方法之下，一般分为 “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类方法；每一类方法又包括若干具体治法，如“补法”，可以根据补益的目标分为单纯的补阴、补阳、补气、补血；也可以分为综合的补肾健脾、补中益气、填精固髓等。其中，补、益、养、填、固等，用词虽有别，却都是补益之法。

中医养生防病之法，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基于“治未病”学术思想而形成的中医健康服务之法。主要是食养、药养、术养（包括养生气功等非药物、非食物养生）三大类。无论食养、药养、术养，都必须按照“合则安”的养生总则，根据个人的民族、体质、习惯、居所气候等选择应用。

上述中医诊断之法、治疗之法、养生防病之法，是历代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必须通过精研经典和临床跟师才能得以传承。因此，需要对历代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养生治未病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对健在的名老中医，从医德医风、思辨特点、组方用药和文化素养四个方面，进行抢救性的继承。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才能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

第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

中医治病有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药物疗法，并不是“某药治疗某病”，而是要针对病证、根据治则治法、大多将药物按照“君臣佐使”的格局严格配伍，组成“方子”用于临床，称为“医方”，俗称“汤头”。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的“方子”是历代中医奉为经典的“经方”，嗣后历代中医名家创建了众多经验方，称为“时方”。唐·孙思邈编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代之前医方之大成，以后历代都有各种方书问世。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汪昂编著《医方集解》、《汤头歌诀》，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将《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合二为一，定名为《方剂学》（王绵之主编），从此“方子”又通称为“方剂”。200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方剂大词典》（彭怀仁主编），对我国上自秦、汉，下迄1986年的所有“有方名”的方剂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精选、整理，汇集了古今“有方名”的医方（约10万方）。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参考古今各种中医药文献，对每一首方剂的方源进行认真的考证，注明其原始出处；二是对所有方剂分散在各种文献中的不同主治、方论、验案以及现代实验研究资料分别列项进行整理筛选，汇集于各方之下，为全面了解方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三是按照辞书形式编纂，既有目录，又有索引，解决检索方名的难题。

由于中医组方，既要遵循治则治法，又要把握药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更要注重君臣佐使的结构，因而中医组方有严谨的法度、规矩，并非将杀细菌、灭病毒、补气血、清热泻火等的性能、功效相同、相近的药物凑合在一块就能成为医方。因此，必须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首先是继承“经方”，其次是继承“经验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有必要组织力量，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执业中医师进行全面、系统的“经方”培训；二是通过师承教育，继承名老中医等的独家秘方；三是大规模整理自1949年10月1日至今的全国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可集成为《千金妙方》，以填补《中医方剂大词典》留下的空白，并承续《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今后的继承留下底本。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

第四，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

中药，是中医的工具，是中医治病的利器。中医用药的最大特点是“四个讲究”：一是讲究药取天然，基本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药物，即使是“丹”，也是从植物、矿物等自然物质中提取的；二是讲究要用道地药材，注重药材原有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一般不主张使用移植、替代品；三是讲究遵古炮制，无论是饮片还是膏、丹、丸、散、酒，其炮制方法经过千百年的探索、研究、积淀、传承，已经成为确保药物安全、有效的不二法门，其炮制方法不是现代制药方法可以取代的；四是讲究“用药如用兵”，注重配伍、剂型、剂量和给药途径，要求极为精准。

但是，近数十年来，中药材产出的土地使用过大量的化肥、农药而被“毒化”；药材种子由于移植、加工而有所变异；由于追求药材产量大幅度提升而过度使用催肥、催熟的激素类制剂；采集的时间也不依古制；炮制也不遵古法。于是，中药材的质量必然降低或产生性能变异，用这种药材组成的方剂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疗效，用这种药材研制的药品也就有很多毒副作用说不清、道不明。因此，有必要，对中药材的种植、采集、加工、交易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清理、整顿，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项工作是“多龙治水”不能解决的，必须成立跨部委的领导小组，制定相关规范、标准，进行督查和改进。只有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才能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