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抗药行业黑马的生存之道：中信国健战略全解

    相关资料显示，当前中国单抗药的市场基数低，市场规模不到20亿，只占生物制药领域市场份额的2%，癌症治疗领域份额的5%。曾有证券医药分析师预测：国内单抗药的投资空间巨大。随着国内产业生产环境的不断完善，未来单抗药市场将有可能翻十倍甚至几十倍，国内市场的第一波高潮可能出现在2017—2020年。

　　中信国健是抗体药行业的一个黑马式企业，也是该领域的中国本土企业的领先者。作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产学研”的成功样本，一直是观察者和资本市场密切关注的标的。它如何能在外资把控的制药领域异军突起？未来将如何布局产品线？融资通道将如何安排？

　　“可以预计未来20年内，无论从研发、量产还是临床推广，抗体药物都会成为全球制药行业中的热门领域，在此领域中会有非常大的投资机会。”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健”）总裁王俊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王俊林的论断正是基于全球抗体药物销售异常火热的大背景，且中国目前单克隆抗体药物（简称“单抗”药物）的市场规模也在每年以50%以上的速度递增。

　　中信国健近年来在国内抗体药行业中异军突起，十几年间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据王俊林介绍，该公司2014年全年的销售额为10亿元左右，每年保持着20%-30%的增长比例。

　　然而，在发展前景看好的同时，我国抗体药物行业的发展也正经历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国际企业在该领域中把持着市场话语权，国内的自有的单抗药品种明显不足；加之国内招标采购环境下的降价压力与药品审批制度下的时间成本，中国的抗体药物行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在此种环境下，王俊林表示，中信国健未来将继续专注于抗体药物领域，基于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进行研发，将40%的研发费用用于创新投入；布局销售端，打造自己的专业化推广团队。同时他呼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药物审批机制。

　　作为中国本土单抗药领域的领军企业，中信国健一直被资本市场看好。但2013年间IPO中止审查。对此，王俊林表示，中信国健目前资金比较充裕，不是特别迫切要解决资金问题。

　　三步走战略成就抗体药界“黑马”

　　中信国健正以国内抗体药物行业黑马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前中国只有两家企业有人源化单抗产品，其中之一就是中信国健，另一家是与古巴合作的百泰生物。中信国健生产的一款抗体药“益赛普”，上市第一年就取得6000万元的销售额，目前累计销售超过3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始终位居第一，2014年末的市场份额保持在60%以上。

　　“十几年间，我们从无到有，从一个小型研发型公司，发展成为有较强研发能力、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生产体系的企业，在抗体药物领域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销售能力。建立了从研究、中试，规模化生产，到配套供应链，再到营销的完整体系。”王俊林称。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投资控股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抗体药物的研发、中试和产业化，提供覆盖治疗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抗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等重大疾病领域的靶向药物。

　　据王俊林表示，中信国健去年全年的销售收入约10亿元，每年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比例。

　　支撑中信国健迅速发展的背后是其务实的价值观念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王俊林称，这三步战略中的第一步便是模仿。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第一条就是务实，在能力弱的时候，我们选择跟在别人后面。”王俊林如此解释中信国健的发展战略，在1990年代我们开始进入抗体药物领域时，抗体药物在全球都是很新的，只有一两个品种。我们在瞄准这个方向后，完全跟在别人后面做。通过仿制组建起自己的队伍，建立起从研究到中试规模的工艺，同时也在这个领域中开发出一两个产品。这是发展的第一步。

　　到1998年至2005年期间，国际上也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进入抗体药物领域，临床研究的抗体药物从一开始的几种增加到几十种。

　　据资料显示，1997年全球抗体药物销售额仅为3.1亿美元，同期全球药品销售额3028亿美元，市场份额为千分之一；而2012年全球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已达570亿美元，同期全球药品销售额为8561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药品市场份额的6.7%。

　　据统计，在1997年到2012年的15年中，治疗用单抗药市场规模年销售额复合增速高达42.2%，是总药品销售增速的6倍。在此过程中，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逐渐完善，国际企业的整个专利布局也考虑到中国市场。

　　“由于药物的开发周期长，这时候如果仍然单纯模仿别人，那么等到产品上市可能外企已经做好专利布局，完全模仿就会碰壁。”王俊林表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提高一步，也就是发展的第二步。从2005年到2013年期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仿创，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模仿。因为我们是后发的，能够看到前人的不足，并且把它做得更好。”

　　显然，前两步的战略布局给中信国健带来了发展空间，而发展到一定阶段，第三步就成了必然之路，即增加创新投入。

　　谈及创新原因，王俊林指出：“首先，我们拥有了自己的销售网络，能更准确地理解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并根据需求去创新，将能力转化为产品；其次，目前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营销能力，每年的利润能够支撑我们划出一部分资源去做有风险、有探索性的事情；另外，基础研究为产品研发提供了更多的方向，而仿制、仿创药都集中在原有的靶点上，路会越走越窄。”

　　王俊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信国健预计拿出40%左右的研发费用于创新药物、技术及方法的开发，将产品与技术、诊疗方法、商业模式相结合，形成系统性的结构，“中信国健从2013年开始着手准备，到2020 年会取得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表现抢眼，全球产业资本纷纷进入抗体药领域。据中国行业研究网发布的《2012-2016中国单克隆抗体行业投资分析及深度研究咨询报告》显示：未来全球单抗药依旧会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到2015年，全球单抗药销售额有望达到980亿美元左右。

　　相关资料显示，当前中国单抗药的市场基数低，市场规模不到20亿，只占生物制药领域市场份额的2%，癌症治疗领域份额的5%。曾有证券医药分析师预测：国内单抗药的投资空间巨大。随着国内产业生产环境的不断完善，未来单抗药市场将有可能翻十倍甚至几十倍，国内市场的第一波高潮可能出现在2017-2020年。

　　对于单抗药行业的前景，王俊林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抗体药物是一个和市场很贴近、目前来说比较新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年全球单药销售的前十五位中，大部分是抗体药物的品种。所谓的重磅药物都是在这个领域产生的。”王俊林分析称，抗体药物相对于传统的化学药物，它的靶向性特点导致它在疗效上会提升较大的数量级，而且因为它是蛋白质药物，人源化程度高，无论是做投资还是研发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领域。如果能在此领域中出现好的产品，将会给临床带来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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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创新布局三大领域

　　抗体药物是国际公认的科技含量最高的生物药品种，被国际医学界誉为“皇冠上的明珠”。自1986年用于治疗器官移植出现排斥反应的抗CD3单抗OKT3获得美国FDA的上市批准，单抗药物便拉开发展的序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罗氏、强生、雅培、辉瑞等国际知名制药企业一直把持着市场话语权。国内目前上市的抗体药共有17中，其中10类是“舶来品”，7类属于自有。

　　中信国健在2005年底推出了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的单抗产品——益赛普？，成为中国首个抗体融合蛋白新药，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国内单抗药的垄断。该药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2011年中信国健又推出了重组抗CD25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即健尼哌？成功上市，成为国内抗排异药物首个标的。

　　目前，中信国健已经储备了三款新药品，即“赛普汀”、“健妥昔”、“益来瑞”三个待上市产品，分别用于治疗乳腺癌、淋巴瘤以及类风湿关节炎。

　　“这三个品种是在2004年、2005年左右开发的，属于仿创药。现在所有开发过程，包括临床都已经结束，正在等待审批。预计理想状态是2015-2017年每年推出一个新品种。”王俊林称。

　　我国的抗体药物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十年间国内先后涌现出中信国健、百泰生物、成都弘康、上海赛金等多家专门从事抗体药物生产的企业。同时哈药、海正、华药、先声等传统制药企业也开始涉足抗体药物领域。但是由于中国的抗体药物市场长期被国际企业占据，进口药的价格居高不下。中国企业的产品上市将对进口的相同药带来一定冲击。

　　“因为我们的产品即将上市，进口的相同药已经开始降价。我们的产品让中国人用原先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同样质量、同样疗效的产品，这也是中信国健的价值所在。”王俊林表示。

　　除了上述三个待上市的新药外，中信国健未来的产业线布局也有了大致方向。

   首先，中信国健要继续深耕风湿领域。

　　“在风湿领域我们发现一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会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研发。”王俊林称，除此之外也会围绕三阴乳腺癌、银屑病等去做一些产品。

　　另外，环境对健康带来的影响，也是中信国健意图布局的领域。

　　“在呼吸领域，像肺癌、哮喘等，也会开发较好的靶点药物。”王俊林表示。

　　选择哪个领域作为研发与创新的标的，对于每家药企而言，都是决策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此，王俊林认为中信国健已经具备充分的经验与开发模式，“药物的开发时间长、链条多，我们做决策时，哪怕链条再长也要把早期研发与最后的销售、市场需求相关联。如果没有这种关联，你所做的产品可能并不是将来市场上需要的。所以我们选择品种时，我们内部所有部门都会参加，还会跟临床专家做深入沟通，然后在选择产品研发方向。”

　　就中信国健的未来研发领域，王俊林透露称有三个方向：第一是ADCs，即抗体偶联药物，这是以抗体为基础的延伸，但是技术门槛较高。第二是肿瘤的免疫治疗，第三个是多靶点药物，如双功能抗体等。

　　“这三个方向都属于创新药品的研发，从国际视角上说，中信国健与国际企业都处在探索过程中。”王俊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中信国健的研发费用投入约占销售收入的15%。

　　融资问题并不迫切

　　与此同时，中信国健也正在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已先后取得了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乌克兰等国的GMP证书。

　　王俊林表示：“中信国健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规市场的销售规模会越来越大，很多国家都处于临床或注册过程中。另外，我们也在做我们的产品与国际原有产品的比对，找机会进入资本法规市场。”

　　对于中信国健的上市问题，王俊林也在采访中做出了回应。

　　“对于上市与否，我们股东看法不一样。有股东认为目前每年利润不错，希望继续这样发展；而有的股东则支持上市。”王俊林表示，中信国健不是特别迫切要解决资金问题，股东比较有实力，目前资金比较充裕。而且目前也不需要考虑其他非上市的融资渠道。

　　除了产业布局，对于销售端王俊林也显得尤为重视，称要建立自己的专业化推广队伍。

　　“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是专科产品，这种学术营销的概念非常重要，需要专业化的推广让医生真正明白这个产品的价值。假如与代理商合作，可能前三年合同，代理商会考虑如何将这三年的效益最大化，而不会考虑产品的品牌与技术。”王俊林称，这就相当于自己生的小孩却要别人来养，容易把小孩子带坏的。哪怕早期需要投入，也要把基础打扎实，用自己的队伍去做。"

　　招标与药物审批制度亟待完善

　　尽管在“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都把抗体药物作为我国重点支持的生命药材方向，加大对生物技术的扶持力度，但是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依然受到当前政策机制的限制。

　　目前中信国健的产品已在7个省市纳入医保，而其他省市还是自费的形式。王俊林表示，医保对于中信国健并不会带来根本性影响，因为靶向药物的费用较高，医院较少使用，所以医保并没有带来产品市场的成倍增长。

　　对于像中信国健这类创新性药企来说，招标采购制度和药物审批制度对其影响较大。

　　王俊林指出，在招标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将创新药与非创新药进行区分，而是对降价幅度做出统一的规定。如果不降价就没有进入招标的资格。但是在药物开发过程中，创新药要花大量时间投入上亿资金，招标不做区分会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与外企的竞争中，国内制药企业在招标环节同样不具备优势。

　　“因为外企往往只有它一个品种的药物，所以即便它不按规则出牌也只能用它的，而国内企业如果不按规则降价就会被清理出市场。”王俊林称，招标中要求的是降价幅度，所以有的外企会先定一个高价，然后等每年降价，而国内企业也必须降低相同的幅度。

　　“我们的拳头产品的价格是2005年底定的，这十年来物价上涨，而药的招标价格却不断往下走，只能降不能涨。不断降价意味着可能会亏本，然后停产。这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王俊林称。

　　我国药物审批机制也成为制约生物制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媒体报道称，一个进口新药，在中国的临床审评时间为6至10个月，申请生产的审评时间快则20个月，慢则需要62个月，总时长历时5年。而相比欧美国家的评审时间，美国平均为303天，欧洲约1年。

　　中国药品审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药品审批中心的人员、技术专家不足。据了解，我国国家药品审评中心编制有120人，十余年未曾变化。而美国2013年药品审评中心有3600人，欧盟的审评员也有3700人左右。另外，中国每年药品审评财政投入仅在960万美元左右，而美国每年评审经费高达数十亿美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曾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新药临床审批、新药临床申请、新药上市、仿制药申请等资料积压量巨大，而每月审评能完成的量又很小，完成当前积压的审评任务最多的项目需要50个月。

　　王俊林也表示：“生物制品需要国家审批，它所有的变更都要到国家食药局排队审批，这造成审批通路非常窄，排队时间长。”

　　药品审批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一个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生物制药领域，中国具有赶超国际水平的能力和基础。但是这几年，由于国家药品审批慢，实际上让中国生物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王俊林表示，中国做抗体药物比日本、韩国、印度的企业开始的早，但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出来了，我们的却还没有完成审批。

　　对此，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仿制药审批通道，一直也是生物制药领域的呼吁。

　　王俊林指出，我国在生物制药领域之前没有仿制药的概念，仿制药都是按新药审批的。去年下半年我国推出了生物仿制药的法规，法规的细则也在不断完善，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在探索和观望过程中。

　　对此，王俊林建议可以适当提高审批费用，将审评人数由几十个人扩张至几百人，在不降低标准的情况下加快审批速度。